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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1970年是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一生最快乐的时光?而不是2000年之后他在欧洲的巡演?他为什么要这样建构历史?如果把农村文化实践的历史书写权还给农民，他们会写出什么样的历史?
这个案例还启发我思考，进行农村文化实践及其口述史研究，或许指出过去事实的对错——讲了什么——并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为什么这么讲——或许更为重要。通过对建构过程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当地发生的客观事实，还可以了解历史的变迁和复杂的现实社会的关系，以及讲述者的利益诉求、情感结构、价值观念。
2004年，有一家文化公司来华县给潘京乐和吕崇德录戏，发行戏曲“专辑”。吕崇德自由选择剧目，他挑了《赠钗》、《借水》、《过门贤》和《迎亲》四折，其中《过门贤》和《迎亲》便是现代戏。潘京乐一生会演二百多本戏，我问他最喜欢哪一本?他说：“演好了，都喜欢，《沙家浜》、《血泪仇》、《穷人恨》都好，有教育意义……这个演戏跟人有关系。”
21世纪初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更多指向农耕文明或儒家文明，但在农民艺人的心中，社会主义文化至少有着与传统文化同等的位置，戏是否受欢迎，不仅仅在于剧目，更在于表演者的能力。他们的这一认知与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差异，他们对历史的重述本身是一种建构，建构出一种对主流历史叙述的批判范式，而这种文化批判的能力恰恰是文化主体性的体现。
农民艺人出于对当下自身处境的不满，建构出20世纪50年代民间艺术繁荣的盛世，其中不乏乌托邦的历史想象。“在华县跑，骑个自行车，在前面弄个大红旗一绑，呼啦呼啦，到哪演出都是。后面绑个大喇叭。华县各个生产队长，不管大队书记、公社书记都认识我。……外地的戏，县上开的介绍信，我跑的地方多，西到宝鸡，东到潼关，北到陕北，多得很。就没过黄河。……从正月初二、三戏就开始了，一直演到收麦，天天晚上都有戏。户口在县上，拿粮票给家里，我们去演戏，大队管饭么。”
农民艺人的历史建构能力恰恰是在20世纪50年代获取的，并在此后的岁月中逐渐沉淀和成熟起来的。他们对现状的不满，除了以回归历史的方式表达，更主要的是对现实的直接批判。有意思的是，农民对文化主管部门的批判并不仅仅是站在个人角度，而是调动了传统道义、社会主义国家属性、政府职能，以及文化使命等宏大理论资源。
在访谈中，吕崇德多次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他说“我现在就心理不平衡，用你的时候香香的，不用你，你啥都不是。”他的意思是，现在各级政府为了获得国家经费，每年都会用车把他们接到酒店，开座谈会，让他们演几折戏，再用车把他们送回来，有时候甚至只给几块钱，让他们自己坐公交车回去。“那年(大概是2009年)渭南市群艺馆录了四个小时，才给60元，我们都不同意，吵起来了，他们才给了100元。去年(2012年)渭南市群艺馆又给我打电话录戏，我说身子不美，不唱了。”“人家到宾馆大吃大喝，我们连顿饭都不管，丢人得很。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工作，不是为了艺人。大家都知道，国家每年给华县皮影几十万，钱用到哪里去了?做了啥嘛?只想录个音啥的，我才拿100块钱，不知道把钱用到哪里去了。”农民艺人魏金泉说，有了华县皮影戏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了你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才有你这个位置。没有我们艺人，就没有你么，你凭什么对我们呼来喝去的?你不保护华县皮影，有非遗办，没有非遗办，有啥区别?这种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建构与批判的能力，正是农民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
三、小结
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第一，通过组织化，既包括对专业戏班的登记管理，也包括将业余戏班纳入农村俱乐部，农民戏班进入国家计划体系，可以视为农民艺人翻身的制度性起点;第二，社会主义文艺调动传统文化资源，刺激了农民艺人和农村知识青年的服务意识，转变了其价值实现方式，同时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将传统资源动员起来与社会主义文艺有机勾连;第三，通过学习，农民艺人掌握了社会主义文艺精神，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并将之作为思想武器，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维护自己的权利;第四，农民艺术填补了时代文艺的空白，成为新中国文化结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与20世纪末开始，农民艺术作为一朵猎奇消费的“原生态”之花镶嵌在资本市场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五，农民从自己的生产生活、日常经验、情感价值出发建构的历史，体现出农民生活世界的世道人心，同时具有文化主体性的农民，对社会文化实践中种种不公现象有着自觉的批判意识。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逐渐获得了与其政治经济身份相匹配的文化身份，他们不再是任人欺负的戏子，不再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而是共和国的主人。他们通过非常生动的文化活动，来到共和国的前台与文艺工作者一起探讨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他们作为一个文化的主体登上社会与历史的舞台。农民政治、经济的参与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遗产，诞生了新中国，那么他们文化层面的参与，是否会探索出一种引导中国未来文化走向的可能性?
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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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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