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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云南的阿育王神话与南诏大理国的祖先叙事
  作者:安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9-21 | 点击数:8591
 

  四、结语

  地域社会为建构其文化认同和信仰的世界,都不同程度地从各阶层群体的想象和希望中以某一个或若干个神话、传说形象为核心,并依据现实情况增减神话传说的内容。 通过文字或口头叙述的神话传说,人们在记忆中刻划出寄托各种期望并映射其观念的神明——即一种“标志”。

  将阿育王神话的构成要件还原到各个时期,能够使后人重新构建起一个“区域史”的历史年表。梳理这一神话文本自东汉至明清的动态演变过程,可以看到,氐羌族系的“兄弟祖先”是它生长的主干与基型,在南诏建国之初,因意识形态的全面“梵化”而被对应于天竺阿育王子来滇之事;九世纪中叶,随着南诏国的敕封山神,本地的土主神话“金马碧鸡”进入“王子封滇”的故事体系;约略在明朝初年,“九隆感生”的始祖传说也被横向移植到佛教灵验故事的框架之中,至此形成了阿育王故事的基本结构。明清时期这一故事的内容出现了功能上的分流,与“三兄弟追白马”和“金马碧鸡山神”相关的内容更多地成为滇中佛教圣地故事;而涉及“九隆感生”的情节则在大理国政权覆灭之后,成为洱海地区大姓巨族回溯祖先源头时常常援引的话语资源。

  地方社会历史的千溪万壑在民间文学文本中得到汇聚与融合,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云南的阿育王神话是一个文学文本,毋宁称其为一个社会文本。在南诏大理国统治云南的五百年间,阿育王神话为佛教王权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起点,成为建国意识形态和祖先认同的重要依据,也推动了佛经文学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在“层累叠加”的过程中实现了与地域文化的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神话的真实性迄今依然是主导传说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之一。清人冯甦在《滇考》之“哀牢国内附”条中,认为“南诏僭窃已久,后务为神异之说,美其祖宗沙壹事,彷佛吞鸟卵、履大人迹。阿育王事,彷佛五帝,皆祖轩辕。” [62]在正统史家看来,在南诏始祖故事与阿育王之间拉上关系,有明显的附会穿凿痕迹。族群历史的主观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过去的筛选、重组与诠释,这一过程固然不乏虚构的色彩,但同时也是以心态史意义上的真实为基础的。追寻地域性传说之产生与流传背景,其目的正是在于探索这样的“心态真实”和“社会真实”[63]。云南的阿育王故事提供给后人的与其说是“真相”,毋宁说是有关“真相”的一种历史表述,它呈现的是南诏大理国时期(以及更晚近的明清)云南地方社会有关祖先和国家的历史认知。

  注释

[1]季羡林《佛经故事传播与文学影响》,载《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

[2](清)吴大昕《滇南闻见录》上卷“佛国”条,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十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页。

[3](明)赵纯一《重修佛图塔记碑》,大理市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大理市古碑存文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79页。

[4](元)张道宗《记古滇说集》,(清)王崧编纂《云南备征志》,李春龙点校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5](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卷二,宝唱《经律异相》卷十六“摩哂陀化天爱帝须王十一”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7页上、中。

[6](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大正藏(2042),第50卷,第108b页。

[7](苻秦)昙摩难提译《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大正藏(2045),第50卷,第174c-175a页。

[8](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第533页。[9]崔连仲等选译《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第十六号道利文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2页。

[10]韩廷杰《南传上座部佛教概论》,文津出版社,2001年,第263-264页。另外,据保存在西双版纳勐混总佛寺的《佛教史话》记载,公元615年,佛教徒从缅甸的孟族地区来到版纳,在景洪建立了第一座佛寺“瓦巴姐寺”(Vabujie)。

[11](清)高奣映《鸡足山志》卷一,芮增瑞校注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12]引文同上,第293页。

[13](清)释寂裕刊刻《白国因由》,载《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巴蜀书社,1998年,第1-2页。底线为引者加,下同。

[1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435页。

[15]《剑桥东南亚史》(上),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4-6页。

[16](意)马可·波罗《马克·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党宝海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3页。

[17]出于同样的理由,大理苍洱之间的许多佛教圣地都借用梵名,例如点苍山被认为是印度圣山灵鹫山(Grdhrakûta)的分支,事实上灵鹫山在阿育王统治的摩揭陀国,名为耆闍崛山,汉文文献译作鹫峰、灵鹫山,相传释迦摩尼在此居住说法。

[18](法)伯希和(Paul Pelliot),《郑和下西洋考·交广印度两道考》“云南之梵名”,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3年,197-198页。

[19]《白古通记》是大理地区的白族以白文(僰文)写成的一部古代史书,不著撰人,现存的云南地方文献(《南诏源流纪要》、《滇载记》、《白国因由》等)和历代云南地方史志均在不同程度上参录演绎《白古通记》的内容。此书又名《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白古通》、《白古记》。因“白”、“僰”同音异写,又被称作《僰古通记》。

[20]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42-3页。

[21](明)杨慎《南诏野史》,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74页。

[22]陶立璠等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人类起源篇》,中央民大出版社,1984年,第112-113页。

[23]何耀华《彝族的图腾与宗教的起源》,载《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

[24](晋)常璩《华阳国志》,前引书,第340-343页。

[25]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第197-8页。

[26](宋)宋祁 《新唐书·南蛮列传上》卷三,载《云南备征志》,前引书,第158页。

[27](晋)常璩《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本,巴蜀书社,1984年,第343页。

[28](明)谢肇淛《滇略》卷十杂略,载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六,前引书,第793页。

[29](北魏)郦道元《水经·温水注》卷三六,陈桥驿注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55页。

[30](北魏)郦道元《水经·沔水注》卷二八,前引书,第449页。

[31](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地理志,古迹云南府条,古永继点校本,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

[32]同上书,第146页。

[33](唐)樊绰《蛮书》卷二故实二,载《云南备征志》,前引书,第83页。

[34](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地理志,古迹澄江府条,前引书,第148页。

[35](清)田启光《重建灵应寺记》,方国瑜《新纂云南通志》卷164,祠祀考六寺观一“云南府”,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36]方国瑜《云南佛教原始之谬说》,载《方国瑜文集》(二),第516页。

[37](元)张道宗《记古滇说集》,前引书,第312页。

[38](明)王昇《大灵庙记》,方国瑜等《新纂云南通志》卷94,金石考十四,前引书,第281页。

[39](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十一,杂志第十三“金马条”,前引书,第1025页。

[40](元)张道宗《记古滇说集》,前引书,第316-317页。

[41](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16“祠祀记”第九“群祀”,古永继点校本,前引书,第549页。

[42]李根源《胜温集》,载赵寅松编《白族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43]古正美《南诏大理的佛教建国信仰: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载《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台北商周出版社,第428-9页、第444页。

[44]《南诏图传·文字卷》,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43页。

[45](唐)樊绰《蛮书·云南城镇第六》,《云南备征志》,前引书,第100页。

[46]王叔武《<交广印度两道考>辩误》,载《民族学报》1981年第一辑。[

47]不著撰人《三灵庙记》(1450年),杨世钰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第10册,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9页上、中。

[48](明)杨慎《南诏野史》,《云南史料丛刊》卷四,前引书,第774页。

[49]方国瑜《唐代前期洱海区域的部族》,载《方国瑜文集》(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2-73页;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前引书,第203-204页。

[50](清)寂裕《白国因由》“茉莉羌送子与黄龙第八”,前引书,第9页。

[51]杨政业《“卫国圣母与梵僧观音”石雕造像辨》,载《大理文化》1993年第4期;李东红《大理地区男性观音造像的演变》,载《思想战线》1992年第6期。

[52]不著撰人《杨应碑》(1460年),石钟健《大理访碑记》,载《白族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54]连瑞枝《王权、系谱与婚姻——从云南洱海地区佛教传说的结构谈名家的形成》,载《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6,第406-8页。

[55]不著撰人《大阿拶哩杨嵩墓志铭》(1420年),石钟健《石钟健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17页。

[56]石钟健《大理明代墓碑的历史价值——<大理访碑录>代序》,载《石钟健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第39页。

[57]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4),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

[58]转引自侯冲《白族心史》第151页。

[59]不著撰人《处士杨君讳甫墓志》(1483年),《大理丛书·金石篇》第10册,前引书,第64页中。

[60]不著撰人《故弘圭法主玉泉庵贯公墓志铭》(1492年),同上,第60页下。

[61]王叔武等《大理县喜洲白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省白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一),1963年,第5-6页。

[62](清)冯甦《滇考》“哀牢国内附”条,《云南史料丛刊》卷11,前引书,第7页。

[63]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载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6页。

      (本文刊登于《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

作者:
安琪,女,成都人,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人类学中心讲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图绘边民:中国西南的民族形象表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诏大理国的图像遗产与文化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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