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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以王羲之《兰亭序》的书法和文字的历史遭际为例，做出这样的猜测性判断：
中国传统在3500年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惊人力量、创造力，还有无限的蜕变和适应能力，极有可能正是来自于这种敢于打破固有的形式和静态的传统，才得以避免作茧自缚并最终陷入瘫痪、死亡的危险。⑥
而对于历史文献的保护和留存问题，有学者根据马王堆所提供的文献线索进行统计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公元前后朝廷图书馆目录上所列的677种图书中，只有23%流传至今，而很多图书已经失传。”[15][1]111无论这样依据现代统计的方式得出来的数据是否有说服力，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中国的王朝史有这样规律性，即新朝对旧朝的取代符合王朝演进的历史逻辑，否则任何“新政”也就失去了存在和言说的基础。就此而言，我们说中国的王朝具有“连续性”。然而，新朝通常需要“新政”支撑，新政包括几个主要内容：1.确认新朝的神圣性和合法性(祭祀是一种通用方式);2.进行财政改革(比如税制改革)，保证国家军事开支;3.实行“一统性”的意识形态政策。前两个特点是保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的政务。这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奠定的基础。[6]12而学者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新朝毁损旧朝的文化遗产。
人们很难就无语境的“连续”和“断裂”进行评说。就政治变革而言，如果“连续”成为一种负担和累赘，“断裂”就可能成为创新的动力。变革后的政治制度可以如是说。就文化遗产而言，“连续”有其自在和自为的逻辑，“断裂”可能意味毁灭和破坏。“一张白纸容易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这句话是“文革”期间用于“破旧立新”时的解语)。当这样“断裂”的决绝用于文化遗产时，则必定是戕祸世代。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激进的“左派”对贵族遗留下的文化遗产持同样的主张，而被以法国公共知识分子梅里美(Prosper Merimee)和雨果(Victor Hugo)为代表的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所力阻。[16]他们上书新政府当局，新的共和国制度需要创造新的政府和政治，而法兰西的文化遗产不能因此而断裂、破坏，否则你们将成为法兰西的历史罪人。换言之，朝代政治可以“断裂”，文化遗产必须“连续”。
我国政治历史的“连续性”造成文化遗产的“断裂性”似乎已成规律。秦帝之后，这种文化遗产的“断裂”几成传统。考古上“鲁壁书”与“汲冢书”的两个例子诉说了两项“发现”后的“悲情”：
汉武帝时，封于鲁西南一带的鲁恭王为了扩建他的宫室，拆毁了孔子的部分故宅。在毁屋拆墙过程中，发现被拆毁的墙壁内藏有绝世宝物，即孔子后人为躲避秦始皇焚书之祸而秘藏的古籍，有《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当时全国的文字经秦始皇施行同文法令后，先秦文字早已不流行。鲁壁书中的文字是极为稀罕的古文——“蝌蚪文”，因而鲁壁书成了当时探索文字字源、明其意义的重要资料。文人们将这些古文视如至宝，纷纷转抄研读。一个古文字学在汉代悄然兴起，直至东汉诞生了一位影响深远的古文字学家——许慎。他根据鲁壁书的文字，研读地下出土的先秦铜器的铭文，最终形成了古文字学研究巨著《说文解字》，为后世释读古文奠定了基础。
汲冢竹书的发现过程与鲁壁书不同，它是因盗墓出土扬名。早在战国时期，社会上就有一批鸡鸣狗盗之徒，以盗掘古墓为生，战乱时期则更为猖獗。晋代建兴元年，政府曾收缴被盗掘的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的金玉珍宝等，以实内府。汲郡(今河南汲县一带)人不准在汲郡的战国魏王墓地一带盗掘了一座大墓，在墓中意外地获得了大量竹简，载之有10车，但许多已是残简断札，文字残缺。后经著名学者荀勖、和峤、卫恒、束皙等人的整理，保存下来的竹书还有16种75篇10余万字，尽是先秦古籍，有些还是失传的孤本，有《纪年》、《穆天子传》、《易经》、《国语》等。这些竹书的内容，记录了许多已不为人所知的西周时期的重要大历史事件，成为研究先秦的重要史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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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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