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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综合史。即对历史上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群体或某一历史现象，从社会和文化的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以求比较全面地展现社会文化的整体风貌。如综合史、群体史、地域文化史等。综合史如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闵杰、罗检秋执笔编写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就是从社会文化的各个不同方面，对1840至1921年80余年间社会生活、风俗习尚、大众文化、社会思潮等进行了系统梳理，描绘了这一时期整体社会文化面貌的变迁轨迹。群体史如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对洋务运动时期形成的新式知识群体，从社会角色、思想观念、社会困境及文化心态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综合研究地域社会文化史的成果近年大为增多，如关于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史，及江浙、湖湘、岭南、燕赵等地域文化史，都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例如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一书，从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社会人格、生活方式、社会和文化生活及价值观等多方面，对于1927—1937年10年间的上海社会作了全面论述，作者自称为是“全息社会生活史”。
第三类是结合史。即将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方法，注重探求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最能体现社会文化史学科方法创新的研究路向。这方面类别主要有心态史、社会与思想变迁史、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史等。
心态史方面如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至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一书，运用城市史与心态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清末时期上海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影响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社会与思想变迁史，是指把以往的思想史和社会史打通，结合一些社会史方法，对于精英思想作更深入、基础更广阔的研究。如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一书，从地域文化与知识群体的关联性角度，对于江浙、湖湘和岭南知识群体的各自特点及互动关系进行了比较及深入探讨，由此提出中国历史上“知识类型”的内在演化形态，及知识分子与社会情境的互动关系。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一书，明确提出该书是以知识阶层的社会观念、时代精神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为主线，并围绕这一主线从理欲之争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学术观念的多元化趋势、政治观念的变革、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因而作者称该书是一部“观念文化史”。
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史，是指研究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民众观念或社会思想的互动关系，这是更具新视角特色的一种路向。最早自觉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当首推社会文化史的倡导者刘志琴。她在1984年发表的《晚明城市风尚初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一文，分析了晚明时期消费生活的启动引发了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揭示了民情风尚与精英观念的互动关系。李长莉1993年发表的《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一文，通过对晚清通商城市出现的新社会风习与民众观念的互动，揭示了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孕育演生的关联关系。左玉河的《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从民国初年政府推行阳历与下层民众习惯势力坚持阴历的冲突与调适中，揭示了上层与下层民众文化的互动关系。在2001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薛君度、刘志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论集中，也汇集了多篇以这 种方法所作研究的论文。如李喜所《民国初年生活观念和习俗的变迁》，冯尔康《20世 纪上半叶中国人的家族观》，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 》，左玉河《由“文明结婚”到“集团婚礼”——从婚姻仪式看民国婚俗的变化》，史 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侯杰《近代社会文化与民间历史观念》等。随着 研究的积累，这方面也开始出现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专著。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 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一书，明确提出从“社会文化史 的视角”，“以社会史的方法来解读文化观念的变迁”，以民众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变 迁的互动关系为该书主线，对晚清上海社会生活与伦理观念变迁的相互关系作了多面的 分析，从而揭示了中国近代伦理观念变迁的社会机制及特性。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 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一书，也定位于“生活与思想之间”的视角，对于晚 清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地域差异、社会群体差异作了考察。此书被论者视为“从文化 史、社会史结合的角度考察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6］（龚书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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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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