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通过周宁的极大量文本和话语的具体解读与批评，我们已然清楚：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观念经历了世俗历史观的建立、进步史观的形成和激进的历史主义终结三阶段，是一个漫长的或长时段全方位的立体进程。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清楚，我们自己一个多世纪来的现代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被压缩的现代性民族国家。而对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对西方现代性进程的有效揭示，周宁通过对不确定的世界进行“时空一体的拓扑结构”的知识系谱化处理，虽然采取的基本是后现代立场，却又十分确定地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西方现代性观念动态结构以及意象性关联中的中国形象的完整认识结构，其为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十分确定地打下了一个特别厚实的地桩，也即：他的学术贡献实实在在是奠基性的。

从周宁揭示的西方的进步大叙事、自由大叙事和文明大叙事的呈现过程来看，处于“边缘国家”的我们，其实除了一直承认的落后外，其他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权力运作基本都在我们的拒绝之列。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周宁的研究至少已经回答了一开始我们便以“事先回应”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中国’”、“根据什么定义‘中国’”、“如何定义‘中国’”三大问题中的前面两个。尽管周宁研究一如他自己所强调的更倾向于用“中国形象”而不是“中国观”，但是中国毕竟不是西方七百五十年以来那“六个类型和两个原型”的“中国”，同时又不能不是那“六个类型和两个原型”的被反复“定义”的中国；也尽管在解构的过程和“从意义的差异矛盾与比较批判”中，周宁不断地觉醒到了“他者镜像的虚幻与异化”，然而，“在意识形态功能上，却一个比一个有效”⑤（p716），却也是事实。这样，周宁与邓正来问题的交叉点即在第三个问题“如何定义‘中国’”上了。窃以为，周宁已经为回答这第三个大问题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学术基础，而邓正来实际上也早已对第三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学术行动。按邓氏的主张，就是“视角与话语”的问题，他以为：“定义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根据视角而来的，而视角则在基本的意义上是受话语支配的”，“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要参照其他国家对‘中国’或‘我们’的定义来重新定义‘中国’或‘我们’——这是一种商谈的结果”，除此之外，便是从“话语实践”到“话语建构”再到“话语争夺”。⑥（p208－209页）说白了，其实也便是参与到“支配和正当性赋予”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话语争夺中去。而且从认识的高度上讲，周宁的“西方现代性用文明进步主导的历史观念，包容并取代正义与善的道德观念，为西方现代性设下了虚无主义的陷阱”⑤（p804）论断与邓正来的“中国在参与修改或重新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所拥有的‘理想图景’，是否符合我们经由对中国现实所做的‘问题化’的理论处理而达致的认识？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6］说法虽不能说在同一层面上，但至少可以殊途同归。问题在于，就如同笔者曾经对邓正来做出一系列知识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建构“中国视角”参与世界秩序原理重构和意识形态话语争夺无疑都是切中要害且极具前瞻性的，可如果不能重新建构起主体性中国的形象，就可能要被打折扣并终将很难达致。而这，还不仅仅是周宁或邓正来，而应该是所有中国的前沿学者和思想家需要共同致力完成的特别艰巨却又是起码的任务。毋庸讳言，周宁和邓正来均为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如所周知，邓正来对“现代化研究范式”提出了一系列激烈而又犀利的批判［7］，周宁更是对进步／进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单线发展观在中国的情形作了系谱化处理，也一样犀利地指出我们的“被压缩的现代性”的文化陷阱：“一个世纪间，我们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启蒙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又从马克思主义到启蒙主义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进步／进化始终是我们现代化的观念核心。我们为了进步而不断进行改革，但改革可能成为重复的动荡，使停滞隐藏在变化中。……我们要现代化不要现代化中的西化，我们不要停滞中的传统却要传统的延续性。可是，没有现代化我们无从认同世界文明的进步；没有传统的延续性，我们又无从认同文明的本土主体。我们还在探索超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对立的第三条道路。思考中国进步的自身的传统，思考中国的另类现代化身份。”⑤（p513）可问题在于，“思考中国进步自身的传统和思考中国的另类现代化身份”的两个思考在我们的众多学者那里常常是无效的。最典型者恐怕莫过于王岳川和他的《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一文了，这里无意于对其大作和大论做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仅就其核心论点略加分析便能管窥一二，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的崛起，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认同。于是中国文化和语言重新获得周边国家的重视……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现代性’。”［8］暂且不说这种“强国梦”遮蔽了多少问题，要说“大国崛起”咱们还是先看经济吧，也不说眼下的产业结构升级面临全新的考验和“世界工厂”纷纷倒闭的状况是如何严峻，就连人家英国《泰晤士报》夸我们的《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一文（转载于《参考消息》），也不得不列出较为客观的数据并委婉说道：“几乎用任何标准来衡量，美国与中国仍处于不同的集团。美国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8万亿美元，远远高于中国的3．2万亿美元。美国人均GDP为4．6万美元，而中国只有5300美元（原文如此——本报注）。据《财富》杂志统计，在全球最大的30家企业中，有11家来自美国，3家来自中国。”［9］如果是个明白人，我们人均GDP究竟是多少连《参考消息》似乎都没有信心，至于我们自己就该心知肚明；所谓全球最大的企业我们有3家无疑均为垄断企业，我们的这个“经济强国”究竟强在哪里？即便真的很强，我们再来看一下一组历史上的数据：“1750年前后，中国的国民生产生活水平依旧高于欧洲，国民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生产总值的33％，印度与欧洲各占23％左右，比中国低至少10个百分点。中国、印度、欧洲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80％。以后一个世纪，印度急剧下降到15％左右，中国的优势则一直保持到1820年前后。”③（p320）在世界上曾经长期保持着经济优势，我们的文化为啥“输不出”呢？再说军事强国，拥有一支长期不打仗或大多打的是内战而且职业化程度不高的军队，如何又敢自称是世界军事强国，莫非“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噩梦转移了么？即便是王岳川坚持了许多年的“文化输出”主张，他要输出的也是我们的“生活在境界中”而始终不是“生活在世界中”的那种文化。这倒恰好应合了他本人的长期“后学研究”和“道学研究”，前者其《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10］也许就可以视之为他自己命名的“去中国化”的标本，其标志就是个“后学大拼盘”，后者“目击道存”显然无庸赘述。据说“再中国化”是要回到经典，至于回到什么样的经典又如何回到经典却语焉不详［11］。如果始终不是在逻辑层面上做出的追问又在现实的层面上既可证实又可证伪，所有那些“大而化之”的文学发散式思维，委实经不起逻辑的和经验的双重检验。因为我们亟需思想和制度的双重变革，如果无法对我们自身的传统秩序原理做出有效的批判和在现代性转型方面着力，并让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产生行之有效的变革和变迁，我们在全球化进程的变革和变迁之中，甚至连发出真正有价值和建设性的声音都难，又遑论“文化大国”“输出”呢？即便是回到什么样的经典或者如何回到经典也需要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反复讨论、争论、乃至批判、争夺，才可能建构出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来，而绝不可能是凭着个别“文学发散思维”者心血来潮拍拍脑袋就能奏效，又如何让人不怀疑充其量不过也就是消费经典而已？究其实，跟其往日消费后现代理论委实相差不远。况且我们更不能忘了，我们的所谓“经济奇迹”恰恰是托全球化的福（暂且不论“世界工厂”而今沦落的惨状），一如金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现在与未来》中所指出的：“为什么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特别突出呢？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而这两方面的基础条件在晚清、民国时期都不存在。今天，中国GDP　的85％左右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等，而它们无不是来自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全世界，也离不开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12］周宁的提问则是：“如何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系统内回应所谓中国进步的挑战呢？有人提出‘另类现代性’，有人提出‘北京共识’。而最深刻的问题是，建立在单一线性历史进步观念上的独特的西方现代性，是否依旧成立？”⑤（p531）不管是陈志武指出的“外生型”的而并非“内生型”的“北京共识”是否成功还是周宁质疑的“单一线性”的是否成立，基本都不能离开了“现代性框架”和“全球化语境”来讨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当然更有文化问题。否则，任何“大而无当”的所谓“思想”或者“如何‘定义’中国”其实大都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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