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臻铭]论土司与土司学 · 中国民俗学网-中国民俗学会

从1980年到1998年，受“改革开放”后持续升温的“中国文化热”的驱动，各民族学者从土司治理层面上积极反思和评价本民族的土司制度，总结其经验教训，产生了极富学术分量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也有人着手“土司城”的研究［14］，从而使土司物质遗产作为现实的民族文化遗产开始受到重视。该时期土司研究的特点是：一是召开学术研讨会，集中研究土司制度。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各召开两次研讨会。①这些研讨会除忻城会议研讨土司制度外，其他均研究“土司夫人”的历史功绩②。1988年8月20至23日，在张声震先生倡导下，广西民委、广西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学会与忻城县委在忻城县联合主办全国土司制度研讨会，集中讨论了广西土司制度的起源和形成、民族成分、作用与流弊等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开了全国土司研究的学术风气，这种土司制度与民族历史的相关研究大大推动了我国土司研究的深入开展，同时也带动了全国各地的土司研究。二是创办土司博物馆、编纂土司志。1989年，忻城县委组织部蓝承恩先生放弃部长职务，筹办忻城土司博物馆。［15］博物馆在一年多后隆重开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继广西博物馆《广西土司制度资料汇编》之后编纂与发行了以“土司志”命名的《忻城土司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三是土司文学及影视作品问世。1985年，文公直出版了《女杰秦良玉演义》（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这是我国首部反映土司生活的土司文学作品。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苏星、阿来先后推出《末代土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两部土司文学作品。还有中篇小说《泸沽湖土司夫人》发表。尤其是《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并拍成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公映之后，公众对其反响很大，使土司研究开始走上文化产业化发展道路。

从1999年到2009年，土司文化遗产作为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被逐步列入政府保护、开发日程。为了筹办“99昆明园艺博览会”，云南省政府于1998年底完成了《多彩云南：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总体规划》，1999年初召开了首届“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研讨会”。③为此，土司文化列为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研究的重点对象，形成土司制度研究向土司物质形态研究的转向。1999年，陈卫平公开提出了尖山唐崖城遗址的文化旅游开发构想。［16］2001年，刘强、卫光辉公开发表文章，提出“土司文化”的概念，二人以红河县为例初步讨论了土司文化的内涵，认为“土司文化是生活在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在土司制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是边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可以分为两大类：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有形文化包括土司的文化遗址、历史文物、民居建筑、服饰、饮食、民族乐器、歌舞道具、宗教器物、交际礼品、工艺产品、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无形文化包括土司的神话传说、史传谣谚、故事寓言、音乐舞蹈、节庆活动、民间习俗、人生礼仪、宗教祭典、习惯法等”。［17］二人的见解，对后来进一步探讨具有启发作用。“土司文化”概念提出后，又出现“土司文化旅游”的概念。④一批民族学者在他们的成果中强化这些概念⑤，逐渐使“土司文化”等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表达。之后，又有人考虑到文化的政治与社会分层，提出了“土司时期的政治文化”、“土司政治文化”等概念，从文化学视角观照政治学。⑥总体看来，该时期研究具有以下新特点：其一，土司研讨会召开的频率更高。从2002年8月到2009年4月，全国各地召开九次土司研讨会，⑦逐步开辟了一条“文化开路，旅游搭台，经济唱戏”大道，使土司菜、土司茶与土司酒等新的土司文化产业勃然兴起。那些不便举办土司研讨会的地区干脆新建土司城和土司大道，请国家领导人题字和检查指导工作，公开打出土司文化旅游旗号。一些研究者甚至被冠以“土司文化专家”、“土司文化研究专家”等称号。⑧其二，又产生一批土司文学作品。仅2004年到2006年的三年中，先后出版李康学等的《湘西大土司》（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胡健的《抗倭英雄彭荩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征鹏的《傣王宫秘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彭剑秋的《溪州土司尽风流》（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等土司文学作品。其三，地方性院校成立专门的土司研究机构。它们是2004年秋吉首大学成立的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2007年7月长江师范学院成立的西南地区土司文化研究中心。这些机构将为中国土司学会的形成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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