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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吃教》中说：“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13］（p．245）顾天成之所以要“吃”洋教，就是携“教”自重并以此来对抗本土的袍哥势力。“吃教”的顾天成不仅加剧了与袍哥罗歪嘴的厉害冲突，而且也与家族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和抵牾。“家族之变”所“引起乡村伦理亲属关系的紧张，关键不是信仰的冲突，而是由此带来的习俗的扞格。”［12］（p．105）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不断遭受外族侵略所烙下的“仇洋”心态。因此，顾氏家族竭力反对顾天成入教。可见，教会和教民的存在，不仅干扰和破坏了农村社会固有的生活秩序，而且也引起了封建社会家族制度的瓦解。中国近代史上，由于教会的贪婪，教会对教民活动的限制，加上乡民对洋教想当然的看法（如挖眼睛做小菜等等），特别是在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中，教民依仗洋教势力往往都以胜利告终。民众与教会的尖锐矛盾，导致晚清大量“教案”的产生。如果没有厚实的民俗学、地方志的学养，作家是不可能把民众与社会心理如此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小说所体现的地方志、风俗志倾向是很自然的。
《死水微澜》中“教民”得势首先表现教民对袍哥势力的胜利。顾天成从罗歪嘴手中得到垂涎已久的蔡大嫂，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诠释。其次，教民得势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胜利。作为家族制度象征的族谱中又重新出现了顾天成的名字，顾天成实际上成了这个家族的无上权威。小说反映出四川乡村在“风俗之战”中传统袍哥势力的衰落和教民教会势力的强大。顾天成是李劼人精心设计的一个贯穿“大河小说”系列中重要的民俗个体。在《暴风雨前》中，顾天成仰仗着“教民”身份，竭力染指赫又三的乡下祖产和土地；在《大波》中，他则由一个土财主兼教民而摇身一变为新繁县民团团总；继而又从不可一世的“教民”变为一个哥老会的舵把子。顾天成集粮户、教民、团总和袍哥舵把子于一身，把势力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就像四川特有的变脸戏法一样，扮演了一个不甘寂寞的“变色龙”角色，在乡间一潭“死水”中搅动阵阵微澜。通过顾天成不同角色和活动空间的转换，作家把特定时期四川的社会风貌、风土 人情、人文历史和历史沿革等方面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李劼人“大河小说”“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分历史，就是说风俗史。”（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这“不仅成为他的小说的现实主义的重要特色，而且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14］（p．148）
用文学民俗学的“三个方向”分别概括沙汀、艾芜和李劼人的乡土创作是可行的，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这三位作家各自不同的民俗学意蕴。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作品的解读和分析又很难把这几个方面截然分开。他们的民俗描写都不同程度地同故事的发展，情节的深化，人物性格的塑造，乃至社会心理、时代背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丰富的民俗描写，正如李劼人所说，“我的用意，是想把这东西当成一种生料，供献给有心的读者。”［15］在给读者带来异域情调的审美满足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了作品的时代风貌，更好地领会小说的精神实质。
参考文献：
［1］陈勤建．民俗学研究述评［J］．新华文摘，1985，（5）．
［2］沙汀．沙汀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J］．剧本，1958，（5）．
［4］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A］．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C］．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7．
［5］徐懋庸．神奇的四川［A］．徐懋庸选集（第1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7］艾芜．我的幼年时代［A］．艾芜文集（第2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8］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9］王晓明．赤子的心曲［A］．文学评论丛刊（第26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85．
［10］刘西渭．读《里门拾记》［J］．文学杂志（第1卷），1937，（2）．
［11］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J］．中国文艺（第1卷），1937，（2）．
［12］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M］．上海：三联书店，1997．
［13］鲁迅．吃教［A］．鲁迅全集（第5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4］许志英．从现代小说的风俗画谈起［A］．五四文学精神［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1．
［15］李劼人．旧帐［J］．风土什志（第1卷），1945，（5，6）．
（本文原载《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04期，第111～117页，注释等参见纸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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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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