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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看中国》: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
  作者:托尼·赛奇 张冠梓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1-21 | 点击数:14650
 

  张冠梓:3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快速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精彩过程。可以说,这是经济变迁的过程,也是政治变迁的过程,还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和思想革命。您如何看待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经济转型在政治体制机制方面的意义?很多人认为,下一步改革是攻坚的改革,是政府体制改革。您认为政府体制改革要注意哪些问题?

  托尼·赛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以深远的方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一系列不可预见的结果。随着政府向企业放权,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逐渐减弱,指令性计划机制的使用日益减少,利用市场力量进行配置以及生产的选择性则日益增加。地方政府被授予更多控制本地经济活动及分配经济成果的权力。经济转变重塑了社会结构,它正在改变地方政府与上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它改变了社会赖以组织的规则,以及社会与国家机构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结果,就结构和心态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更具流动性和活力。与垂直的相互影响和整合一样,水平的相互影响和整合亦得以发展,传统的列宁式体制的基本边界已经被打破。中国的统治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在地方层面最为明显。有意识地下放某些决策权,事实上的财政分权以及政治中心道德权威和财政能力的下降在这一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严重限制了国家的再分配能力,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其自身机制去增加必要的资金。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对下降对政府各层级和各部门都产生了压力,促使他们从地方财政收入中去获取资金来满足经常性费用的需求。这意味着地方资源和权力结构对于政治结果起到越来越多的决定作用。人们可以在同一个省,甚至相邻的县里看到源于改革的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果。有人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引起地方政府角色的衰退,但是一如下文将要讨论到的,情况要远比这复杂得多。最重要的结果是地方政府的结构化和地方政府权力的重新分配。

  当前,中国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在政府治理方面,应该说这是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如股市问题、腐败问题等,这些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还有一点,当前的改革绝大部分是行政体制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以来,社会与文化的多元特质,及其表现出来的政治多元特点,没有反映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当然,也有一些难题,譬如,环境污染及其治理,中央有相应的政策,但有些地方却不执行,利益诉求不一样,对环境问题的态度也就不一样。再比如保护耕地问题,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不得无节制地占用农业用地,可是有些地方偏不执行。结果引起社会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应该说这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是特别危险的。当前,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管理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很高的,领导素质也很好,有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愿望和责任心。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进行体制机制的变革,增加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是改革的重点,也可以说是一个难点。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走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的道路,存在不同的争议,我在这里不予置评。但许多问题是在政府领导下就可以做好的,许多改革是在政府领导下就可以完成的。现在,中国的优势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健康发展,明显地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条件和环境。

  张冠梓:这些年来,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和方向,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托尼·赛奇:这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其实,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探讨如何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进行积极稳妥的改革。我觉得,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毫无疑问,中国在政治上的改革是多方面的,而且效果是显著的,但更多的是行政层面和程序上的改革,目的是解决政府效能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然而,它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来看,中国极其繁重的改革发展事业对政府效能的要求是很高的,中国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工夫,但客观地说,中国在政府问责方面的全球排名仍然是很低的。中国未来的挑战都与治理问题相关,我并不认为,中国政治形态和政治制度应该和欧洲或者美国趋同,这一问题要留给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仅就中国当下的问题而言,无论是腐败、征地、公司治理、赌博、股市运营等等,都与政治治理紧密相关。这些,应该是中国领导人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进而言之,从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层面上说,中国也存在巨大挑战。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传统,但也意味着它要处理一些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出现和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在经济起飞初期之后,面对一个急剧多元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共产党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一党执政下建成一个透明、可问责的政府。为了保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高速的信息流动非常重要,也就是如何扩大广大民众的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如果共产党能够成功做到这些其他国家所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将成为经济奇迹之外的中国的又一个政治奇迹。

  说到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这只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传统和特色,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即使拿英国和美国相比,它们虽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但二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美国是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竞争执政,而英国基本上是一个党执政的制度,党控制了一切。政党一旦获胜,就会在英国政治中发挥很大作用,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一样。所以在选举时,选民是选一个政党,而不是选择一个人。如果一个党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就控制了政府,从首相到市长都是这个党的党员。而另一方面,虽然也是党控制一切,但由于有反对党的存在,英国有独立的司法和新闻自由,隔几年选民就可以选举自己喜欢的政党执政,所以社会和选民有手段来监督政府的运作。可以看到,在一党执政方面,英国与中国有着些许共同之处。换句话说,中国不一定需要实行多党制,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手段,譬如扩大民主,特别是发展基层民主,使党得到监督。

  张冠梓: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所谓“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两种主张,这涉及中国今后走向改革深化时期的战略调整和选择问题。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托尼·赛奇:我想大多数人都不否认,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条路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其实,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发展,关于改革道路和方向问题的争论就一直就没停止过。而且,这个话题也一直在国际学术界的许多经济学家中间争论不休,有的学者,如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巴里?偌顿(Barry Naughton),检验了在市场不完善情况下转型体制是如何支持经济增长保持较高水平的;有的学者也指出中国渐进式分权模式实际上为培育出有效的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也有助于较好地协调经济增长以及允许地方政府试验和先行;而有的学者,如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则指出,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不一定需要等待产权结构界定非常清晰,就可以引进外资或者刺激国内投资。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案例似乎表明,渐进式的改革方法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中是相对比较有效的,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取得的成绩看,特别是同俄罗斯等国家的“休克疗法”相比较,中国改革发展的起步是比较顺利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渐进式改革就没有任何问题。现实是非常复杂的,渐进式改革不能包治百病。同时,在渐进式改革实施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现在面临着许多被延误的改革方面的挑战,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面临着许多更加困难的问题和局面。譬如,在加入WTO、逐步进入国际大家庭以后,中国在关键性的制度创新和建设方面能否顺利,能否迈出成功的一步至关重要,否则会在国际舞台上极为被动。其实,这几年不少学者,如托马斯?罗斯基,关于中国发展的观点逐渐发生了些变化,他们意识到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在过去中国的改革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那么现在到了应该作出调整的时候了。特别是对一些国有企业、金融业等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不能回避,也不能犹豫。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一些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里的制度改革尚未完全成功,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另外,渐进式改革所产生的二元体制导致国家和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这些社会成本可能会远远超过短期内既得利益集团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看到,在改革的初期,利益受损者以及政治边缘化者的数量相对较少。大约从1994年开始,渐进式改革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执政党与经济决策的关系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和变化,人们已经认识到现在的问题不是需要不需要转型,而是转型的速度问题,是如何考量转型对中国社会和政治产生的影响或效应的问题。因此,首先要考虑在一些关键领域和核心部门,如国有企业、金融和银行业、政府管理体制、财产权制度、农村部门等,迅速实现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和创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保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协调、相配套。其次,必须高度重视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确保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得到补偿,减少改革的社会成本和利益摩擦。最后,要尝试如何首先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共同“游戏规则”,尽可能思考并处理好“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之间的关系,避免改革走弯路或走回头路。总的来说,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改革发展的总体战略问题,具体说是改革的轻重缓急、先后次序问题。中国政府讲科学的发展,但科学的发展首先需要科学的论证,需要进行详尽的理论分析。现在,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成为经济学越来越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转型国家都引起了不少发展经济学家的强烈兴趣。因为一些有关发展的现象和经验,从传统经济学中是难以找到理论上的解释和支持的,需要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具体案例的转型经验中进行分析和总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道路虽然为经济学出了一道难题,但也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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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2-1-20 15:58:4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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