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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收入的分配
政出多门的另一个原因是门票收入的分配。每个部门都想从寺庙管理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往往互不让步。
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马开能看来，寺院应该是交由宗教界管理，但园林和旅游部门又代政府收取门票，而目前的境遇是，云南的各个旅游局、园林局都有自己直属的寺庙，而作为寺庙管理部门的宗教局却没有。不过，他也承认，近些年旅游部门将部分收益交给宗教界，管理上的一些矛盾开始缓解。
在肖耀辉看来，近年来旅游活动带动门票价格上涨，影响信教群众烧香拜佛，而宗教界人士与寺庙管理部门在功德收入、宗教法事活动收入和其他宗教事务管理上也出现分歧，使寺庙承包问题日益严重。
马开能一直反对“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他说，宗教部门原来并不承认那些有明显旅游性质的寺院，也不予登记。但是，这些宗教场所虽不被宗教界承认，香火却越来越旺，反而使宗教部门很尴尬。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违法成本过低，对于寺庙承包者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宜良县旅游和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局长张绍云说，曾对村委会和承包方提出很多要求，但违规行为仍屡禁不止，按规定只能罚几千元，多次警告和督促，对方均置若罔闻。
云南省社科院在早在2005年便出版了《2004-2005云南宗教情势报告》，其中提到：当前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的世俗化、商业化趋向来势较为凶猛，给人们的价值取向乃至宗教信仰和宗教事业造成明显的危害。这份报告建议，虽然政府或相关部门插手制止并无充分的政策依据，但至少可以进行很多方面的监督或干预，比如物价部门可以干预烧香的售价；税务部门可以令其照章纳税；与旅游部门合作经营，需要工商行政部门批准；经济收支是否透明公正，审计部门可以进行必要的审计监督，等等。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叶涛认为，在当今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寻求文物保护、宗教仪式与旅游活动有机整合的现代管理模式，是摆在泰山以及其他类似景点管理部门面前的棘手课题，要做好这个课题，必须由政府领导部门牵头，文物、宗教、旅游管理部门以及学术研究机构共同协作，在进行深入的调研、广泛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争摸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模式。
马开能则说，他并不是完全否认承包模式，寺庙需要走社会化道路。“景区的寺院容易生存，但对于大多寺庙而言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这就需要依靠社会力量，但究竟这条路怎么走，还要尝试着摸索。”马开能说。
何处安顿信仰？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曾批评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他举了一个例子：所有寺庙都收费，而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对此，普陀山管委会副主任周开龙回应说，普陀山并没有收40元的门票，自80年代对外开放后，每个寺院只收5元香花券，用于寺院本身的修缮。
但是，这个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宗教与所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同，他们无一例外都希望争取更多信徒，佛教同样希望广结善缘，普度众生。所以，自古以来，寺院的兴建和修缮，从来不靠收取门票，而靠善男信女的自愿捐助，而且想来不缺这类捐助。以普陀山的盛誉，如果需要修缮，那根本不愁资金。所以，普陀山各个寺院收5元香花券，虽然相对于那些动辄收取几十元门票的寺院，要大方得多，但依然令人不解。
不过，如果，看看谁在替普陀山解释门票之事，大约就可以明白，普陀山为什么要收取门票。普陀山拥有大批高僧大德，但出门解释的缺是普陀山管委会副主任，根据官方网站，这位副主任的工作则是“协助书记、主任负责旅游产业规划、旅游行业管理、旅游营销、节庆活动、文化等工作”。从该管员会官方网站相关报道可以看出，普陀山这个佛教圣地，在政府眼里就是一个可以带来巨大产业价值的旅游资源，而收取门票，恐怕就是实现这一产业价值的手段之一。
被商业化、被产业化，是几乎所有名山大川、名人故居、宗教寺庙堂观的命运。九十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官员围绕着经济增长率展开了激烈的政绩竞争，而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捷径。地方政府纷纷发掘和经营本地的文化资源，几乎所有的文保建筑、宗教场所、名人故居，在政府眼里，都变成了可用以发展旅游业的经济性资源。
举例来说，同为佛教寺庙的少林寺，其运营架构似乎与普陀山类似。少林寺所在地政府就围绕着少林寺，划出了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嵩山少林景区”，少林寺也被纳入到景区管委会的管理之下。这个景区与少林寺，这个景区的政府及地方政府与少林寺院方之间，形成了外人看不懂的关系。政府与寺院、佛事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少林寺在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之外，又平添了一层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的总体结果是推动少林寺商业化，坊间甚至曾有过少林寺将要上市的传说。
也正是基于纯粹的经济目的，地方政府对于修缮、重建寺庙、故居，有极高热情。比如，媒体曾报道，今年10月22日，是理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这引得两省四地——福建的尤溪县、建阳市和武夷山市，以及江西婺源市，争相以“朱熹故里”为名，倾注地区和省域之力，汇聚总量超过40亿元的资本项目，准备大兴土木，以作圣人“寿礼”。
然而，这绝非圣贤之幸，因为，在所有这些项目中，孔、朱这样的圣贤，或者西门庆这样的流氓，都被当成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绩效的手段。这些带着文化面目的建设项目，都是所谓的“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或“招商引资唱戏”。圣贤不过是为政府旅游产业搭了一个台子而已，主角却根本不是圣贤。
同样，在政府的产业化经营规划中，寺庙、堂观、包括名山大川本身，都不是主角。主角是金钱。也正是基于地方政府这样的产业化安排，中国几乎没有不收取门票的景点。政府的产业化策略让所有的景点，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丧失了公共性，都变成了封建化的领地，国民普遍的观赏权被无情地剥夺。而地方政府在收钱的时候，一点也不难为情，因为，它像一个投资者那样思考问题：既然我投资了这么多钱，我当然就得收回投资，并且赚取一定利润，否则，我岂不是做了赔本买卖？
当然，在政府产业化战略的挤压下，各种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变质、败坏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寺庙之类的宗教场所，变成了商业化场所。这对宗教、文化的侵蚀，是隐蔽但也是深刻的。当这类宗教、文化场所被划入景区管理委员会，两者之间就建立了一种经济上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而逐渐地，这类场所的性质似乎也会发生某种看不见的变化。
那么，蒋孝严的批评能否引来地方政府的良性反应？看起来比较难。至少普通山管委会并没有取消5元香花券的打算。只要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不作根本调整，则那些为文化、自然遗产投资了一大笔钱、指望这些遗产带来GDP和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放弃圈地收取门票的计划。近两年来，各级政府又都在强调扩大内需，则可以预料，收取门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只会更多，而不可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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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01月06日 09:0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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