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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涉及两个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的口承作品也有不少，上面提到过的佤族《司岗里》便以朴质而隐晦的叙述讲来：“拉祜族跟着佤族，从此拉祜族和佤族就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种地，地很好。佤族又种黄瓜，拉祜族将黄瓜完全吃掉。……他们因此吵了架。佤族砍断了拉祜背的水筒，打了拉祜，大家从此分开。佤族回去单独居住。”如此简单的历史叙述背后，还不知曾出现过怎样复杂而激烈的民族纠纷和争斗。佤族与傣族的关系更为有意思。依照马散寨佤族的民间历史传说记忆，马散木依库姓氏２２代前的祖先名曰恨，其人的妻子即为一个傣族姑娘，恨的两个儿子南和勒系佤族铁匠的始祖，他们的打铁技艺得自傣族真传。另有佤族民间传闻称，原在勐角、勐董一带曾有佤族居住，后因与傣族发生纠纷，才向南迁至西盟定居；而西盟原也有傣族居住，后因遭佤族猎人头，便纷纷迁而逃走。佤族民间更有一说法声言，数百年前，孟连傣族人娶了马散阿芒姓氏祖先坎的妹妹连木，这就是今孟连县名的来历，“孟”即“勐”，傣语“地方”，“连”则系沿用人名。这一说确实与否尚有待于人们考证，不过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证实，云南各民族之间的血缘及文化的交融是由来已久的，并为各个民族民间所普遍承认。克木人属世居于西双版纳的土著，未有过远道迁徙的历史，然而，傣族迁徙而来之后，他们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沦为傣族土司的家奴。在克木人民间的历史传说里，傣族土司与克木人开战之初，是打不过克木人的，不得不将公主送与克木人首领为妻。后因傣族土司设下“鸿门宴”，缴了克木人的械，克木人不死即逃，只剩得一对夫妇被傣族兵勇捕获，其后代子孙便成为奴隶。在西双版纳，克木人的历史确实比傣族来得久远，这也可以从古老的巫术活动中看出。以往，当地的傣族土司举行勐神祭奠或求雨仪式，也非得克木人主祭不可，许是那土生土长的神灵本属土著的克木人所拥戴而起，别人祭来便恐怕不那么灵光。
在中国大地上极为著名的历史人物当中，神乎其神的诸葛亮在云南的大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虽说诸葛亮渡泸水征讨云南诸蛮不属迁徙之列，可同样为着脚下领地之争，且云南不少民族皆有关乎诸葛孔明的各种民间言说，在此一并看来也无不理由。
说起诸葛亮“南抚夷越，稳定南中”之举，不能不提到孟获。那么谁是孟获？可巧，偏偏有人出来应这死不服气的“南蛮王”。景颇族有民间传说宣称，那个有名的孟获即为他们民族中最早的浪速支系人。景颇族浪速支系语言仿佛存心要证明这一点似的，在那里，“孟获”的意思即是排行老大，孟获还有兄弟孟约、孟吉、孟岛等，也依次意为老二、老三、老四。说得更加头头是道的还要算《景颇梅何姓氏的来历》，说瑞丽梅何姓氏一支的祖上，实为诸葛孔明南征队伍里掉了队的两个兵卒之何姓一人，他和董姓同伴入赘景颇人家后，千年以降传下了这一支景颇梅何姓氏人家。更奇的还在于，至今，景颇梅何姓氏这一支的人们，依旧坚信实有这段历史，他们都说自己的阿公阿祖是汉人。景颇族另有传说认为，景颇人的“干栏”式家居建筑的式样本于诸葛亮的帽子。基诺族的《团结年歌》也做如是观，德昂族的《崩龙（德昂旧称）族的房子和诸葛亮的帽子》更不待言。真不知道，事必躬亲的诸葛亮在云南也是如此劳心费神。哈尼族爱尼支系的《普洱茶》的传说则要人们相信，当地的茶树是诸葛亮的木手杖变成的，诸葛亮特地将此宝贝送给了爱尼人。事实上，诸葛亮根本没有到过地处滇南的思茅、西双版纳一带，那些地方各民族的民间言传实属于附会之语。倒是景颇族自北迁来，三国时代正好居于同四川临界的滇西北，遭遇诸葛亮的概率要高一些，但自认孟获未见确证，颇有些语出玄乎。民间口承文化恰好是这样，怎样说便当就怎样说，记得什么就是什么，全然不顾真确与否。最为稀奇古怪的说法则见于佤族，他们有一个民间传说称，佤族猎人头供祭的古俗是汉人艾薅教给他们的，而这个汉人艾薅听说就是诸葛孔明。诸葛先生辞世久矣，显然无法出来证实，或是予以否认，好在佤族民间的惊世言词攀不上三国正史，甚至也算不得稗官野史。
当然，以上这些民间口承历史之虚实混杂的叙述，即便不全是无稽之谈，可也都是久已逝去的旧事。如今，那么多的民族和睦地生活在云南同一块土地上，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文化交融的一大成就。
人类物种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处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时间越是古远，人类改变环境的能力越是低下，人们便越是有必要被动地去适应环境，从而为着生存而迁徙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余的普通动物物种也莫不如此，相对而言，动物之“动”便在于迁徙。绝对地讲来，大概就只有动物园内动物不会迁徙，那是把它们关在那里的人不让它们迁徙，有吃有住的，何苦漫山遍野地去奔跑？不过，人类各民族祖先们的迁徙历程在大地上留下了足迹，同时也印进了人们的历史记忆里；普通动物们则只有足迹，而没有记忆。这便是人类与动物、文化与自然的分野。归结起来，人类唯一的优势之处是人类的历史与人类同在。
民间口承文化中的民族迁徙历史记忆正体现了人类的这一优势。不要说它这也有误，那也失真。各民族的先人们等不及确切的文字记载，等不及科学的考古发掘及其他精确的研究手段，他们便将自己的那一段段历史以口承文化的方式传了下来。口头语言传递信息中的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醋是不可避免的，但正是口承历史占据了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历程。在此完全有根据说，若没有口承历史，人类的文化便无以传承，则不会有人类的历史。
民间口承历史还有一项功能是成文史所没有的，那就是，对于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中的近乎每一事物、每一现象的由来去处，都有一大套让身处其间的人们不可不信的说道。正像有关天地万物的民间知识是先民们认识对象世界的成果一样，有关民族历史的民间记忆则是先民们认识自身社群的成果。至于这一类古老的知识在今天的可信度如何，那是另一回事儿。文化传统是属于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属于过去的，一个民族无文字时期古老的口承历史文化知识当然只能属于这个民族的过去。人类的文化智慧正是从童蒙混沌里走出来的。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01期，第5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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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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