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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记忆中的地域：心灵空间结构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任何的自然地域皆已是第二自然，第一自然虽然存在，但不是人类所能确知。简言之，一处自然地域的成型是与其所在的人文脉络密切相关的，其中，关涉到时间变迁的历史向度乃是地域特殊空间性形塑的重要面向。事实上，任何地域皆是一处于时间变迁中的地域，其虽经常呈现出当下的形式样貌，却也时常残存着过去历史中的文化轨迹，甚至这些轨迹虽不见得存在，却透过想象的方式而被留存下来，成为与实质形式相对的另一个现实。
这是一处看不见的地域，在其形塑过程中，不同主体的“记忆”显然占了至为重要的角色，透过“集体记忆”的特殊组构方式，地域的实质形式即使被破坏，但其所曾经在过往历史生活中蕴含积累的空间结构及形式特征却往往被积淀、留存在居民的心灵中，而具现为当下居民主体心灵空间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组成部分则经常蕴涵于在地居民作为社会主体所惯常实践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是当下地域整体空间意义构成的有机关键成分，也是地域文化地景的重要内涵。
举例而言，在历史过往中曾被称之为桃城的嘉义城，其城墙虽已被人为地摧毁，但桃城作为一种集体的记忆、一种心灵空间的积淀却确实地存在于在地居民的想象性认知之中，而且还经常会在不经意间撩拨了居民对于古老嘉义的意义想象[8]。再以浙江泰顺罗阳附近的上交阳聚落为例，从实际的田调经验及家谱阅读可知，清代从福建同安迁居到此的曾氏家族在经年累月的历史生活中不仅已透过风水之类论述经营出独特的人文地景（图2），而且也依凭着对于原乡的想望而建构出了上交阳聚落与闽地联成一气的地域想象，其不仅有助于家族内在凝聚力的维持，并且成为家族共同的集体记忆而穿透至今，以至于村里族人几乎皆能以“水流往福建或浙江”之类话语轻易地辨别出上交阳濒临祖坟一带的边界所在：山这边上交阳所在水流往福建；反之则流向浙江。凡此种种，皆是文化地景的重要展现，而若能适切、精准地予以召唤、动员，将有机会成为可以催动地域空间意义中心集结、而被有深度地诠释的象征凝聚器。
（三）地域的日常生活展现及异质空间建构
一处地域中不同社会主体在藉由记忆、想象等以建构空间性格的同时，也透过了社会日常生活的反复实践而参与了空间形式、结构及意义的形塑。诚如上述，地域空间乃是历史社会日常生活的产物与中介，其既是历史社会生活的阶段性成果，也将会透过历史社会生活的运作而催动着社会本身的改变，故而，乃是文化地景形构的重要面向。
如此视野对于吾人观察一处地域内之弱势或次文化的空间建构情形尤为重要。以1990年代以降的石碇而言，所谓现代化的步调虽已逐步侵吞了山街的许多地方，然而住在西街的老人却仍旧日复一日地坐在集顺庙前广场一侧民居前面，或聊天、或发呆、或等待着每日皆会来到庙埕前面的机动性菜车，从而形成了一处西街老人、妇女进行社交的交谊之处，可说是石碇西街部分居民十分认同的看不见的活动中心，值得从文化地景的视野予以掌握。
这是一处处由地域社会中具有特殊感觉结构的作用者，藉由独特日常生活所构成的表征的空间，而在其生产过程，不仅经常改造了真实的自然空间，同时也将重塑心灵空间，而共同成为一处地域独特文化地景的重要元素。由于这种由特定主题透过日常生活所形塑而出的表征性空间相对于其它作用者所形塑而出的不同生活空间，在特殊社会权力脉络的运作下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故而是一处处具有内外明确区分的“异质地方”。相对于虚构地点或乌托邦，它们是实质空间以外的另一种真实空间，诚如Foucault所言，“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形成社会的真正基础——它们是那些对立基地（counter-sites），是一种有效制定的虚构地点，于其中真实基地与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真实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5]403换言之，其与虚构地点间“可能有某种混合的、交汇的经验，可作为一面镜子”[5]403，具有使真实空间成为绝对真实、使作用者主体得以重构自我的作用。再以上述石碇西街例子而言，集顺庙侧边妇老日常聚集生活空间的存在，相对于石碇日渐被现代化所渗透的其它空间（特别是潭边村九层楼大厦一带）而言，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它的存在不仅让西街妇老可以在与其它社会作用者相互对照的情形下照见自身存在的样态，也构成了石碇小镇整体不同于其它更为现代化城镇风貌的重要因素。故而，对此异质地方作为文化地景的深刻掌握是重要的，其不仅有助于吾人看到潜藏而为西街妇老所认同的看不见的活动中心，也将使得专业者在推动诸如石碇这类农村或边缘城镇地域进行文化产业再造的过程中，犹有机会透过适当社会文化-空间中介的细腻提供，而为当地居民保存诗意栖居的可能，而不至于如上海新天地案例般只能走向将既有居民驱离的高级化、缙绅化（gentrification）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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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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