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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4年北大的公布情节事件时，他益发感到“群众运动”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于是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之长期反思，终于化为一种批判五四的宣言。他说，“五四运动是国民觉醒的起头，自有其相当之价值，但亦有极大之流弊，至今日而完全暴露”，而表现之一就是“五四是一种群众运动，当然不免是感情用事”(“五四运动之功过”，《京报副刊》第193号)。后来他还写下了“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与他过去满怀热情投身其中的五四精神——至少是这种精神的很大部分——挥手告别了。用有的论者的说法，他这时思想的核心就是“个人本位主义”。
《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是这样对他加以总结的：
周作人讲神话、童话、儿歌与谜语，说男人、女人，小儿与原始人，论文学、艺术，爱与**，都在追求着同一个目标：人性的和谐，精神的超越，说到底，是对“贵族精神”的一种自觉的追求，或者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是希望实现“平民的贵族化”即“凡人的超人化”(该书第268页)。
这种脱离现实的追求，这种纯粹个人精神的而少有社会功能的努力，自然使他对民间文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书斋里，从理性的高度去对它高谈阔论一番。因为缺乏实践，反而使他对“民众”的劣根性强调得更多，甚至说出这样绝对的话来：“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谈虎集·诅咒》)。后来他还曾这样评价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多运动家还是浪漫派，往往把民众等字太理想化了，凭了民众之名发挥他的气焰，与凭了神的名没有多大不同”(《永日集·爆竹》)。“中国近来讲主义与问题的人都不免太浪漫了一点，他们做着粉红色的梦，……至于农民生活是怎样的蒙昧、卑劣、自私，那是决不准说，说了即是有产阶级的诅咒”(《永日集·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因此尽管他的话中多少有些合理之处，多少言中了当时运动中的过激、片面、甚至伪善的现象，但还是体现出他对民众的彻底失望。他通过民间文化的研究所发现的，较少是民众的创造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较多是麻木不仁的劣根。因此这就决定了他对研究民间文化社会功能的否定，这也就必然断送了他民间文化研究的前途。
周作人对晚明的公安、竟陵派颇为推崇，无论从文体、风格还是从内在精神上说，他认为后者就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他甚至觉得当时中国的现状就是“明季的样子”(《永日集·燕知草·跋》)，自己也好象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永日集·历史》)。这些人反抗传统，追求人格和艺术上的“性灵”，直抒胸臆，自出机杼，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极为浓厚，但他们基本上是在文学领域里倡导新潮，而较少把精力投入社会方面的变革，即如他称许的张岱，在明末清初的剧变之下，也只好通过文字一抒悲苦之情。于是周作人似乎找到了历史上的自我。这个定位也似乎是准确的，因为如东林、复社一脉，那些文学上颇有革新精神、但却有亏气节的人物，钱谦益、吴梅村等人的影子，就可以在周作人身上找到。相形之下，在把自己的学术用于批判现实、有用于现实、而不只囿于书斋、限于内心方面，顾颉刚可能更象他所注意的民间文学家冯梦龙、金圣叹，甚至写《天下郡国利病书》的顾炎武和写《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如果说周作人是晚明心学的精神继承者，那么顾颉刚就是明末清初经世学风的接班人。
顾颉刚的性格与周作人有所不同。他曾自我解剖说：“我是一个热烈的人，不会向消极方面走而至于信佛求寂灭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他在 1920年所写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积极投身于农工的社会”，然后进行平民教育，最后从教育运动进一步，进到学术运动。一方面把世界上的学问介绍到中国来，另一方面则把本国的“性情、风俗、书籍、器物”等以往不被视为学问的东西整理出来，供社会所用(《晨报· 五四纪念号》，1920年4月30日)。
1924年1月，李石岑在给吴稚晖的一封信中， 曾把顾颉刚看作具有人生态度之最高境界的人，那就是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对“宇宙生活”的追求。顾颉刚在答复中认为，这“实为知我之言”。那么他是否真是“为学问而学问”呢?这不是与他前面的主张相矛盾吗?紧接着他又说，“我现在所有的烦闷完全是志愿与生活的冲突。……社会上不能顺了我的性情用我，几乎把我的才具放在铁匣里封锁了”(《年谱》第91—92页)。这虽说的是他想做学问，而又找不到合适于做学问的工作，但却依然带出了他那种不甘寂寞的性情。
这种性情的又一表现是出于1925年班禅的来京，他发现许多蒙古族人纷纷前来朝拜，“由西直门入城者踵相接”。他认为这虽然体现了一种迷信(或说是一种民俗)，但民族团结却可以以此为基础。于是写下“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一文，投于《猛进》。这实际上明确指出民间信仰或民俗的社会功能，指出人们应对其加以重视。他自己认为，这是他“注意边疆问题之始”(《年谱》引日记)。同年5月， 由于“五卅”惨案的发生，他便用“民众语体”作传单两种，非常受欢迎，“以是知通俗文学之易于入人”(《同上注》)。10月，又作“《科学救国大鼓书》序”，希望能多产生这样的文艺形式，借助这样的形式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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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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