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

　　四、房山石经所见佛教社邑

　　在房山石经题记中，社邑或称社，或称邑。这些社邑似乎是专门为了刻写石经才成立的，从《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题记中可以看到：潞县石经邑(117页)[32]、幽州石经邑(118)、归义县造石经邑(119)、固安县造石经邑(119)等字样。这些冠以州县名称的石经邑，其下有行会的区别。如：涿州椒笋行石经邑(118)、“经主幽州丝绵行”(120)、“彩帛行邑”(116)、“涿州磨行邑”(125)、“涿州杂货行邑”。还有以某一经名称邑的，如“涿州磨行维摩邑”(138、144)、“涿州范阳县维摩邑”(148);“范阳郡无量寿邑”、“范阳郡无量邑”(94)。

　　造石经邑也称为造石经社。如“幽州造石经社”(121)、“果子行社一十七人等造经一条”(118)、“幽州潞县造石经社”(125)。邑人有时就称社人。如贞元十七年四月八日，“幽州油行石经社社人李承福”(149)，在贞元十年四月八日的造经题记中作，“幽州油行石经社邑人李永福……”(133)。此处李承福与李永福当为一人，“永”与“承”系笔误致异。天宝六载四月八日造经题记中有“绢行社官游金应、郭令忠、李大师等造经一条。”又有“新绢行社官权思贞、王曜晖等造经一条。”(87)同年同月同日的造经题记，有绢行和新绢行的区别，社官也不一样，说明绢行成立了两个社邑。新绢行在另外一处天宝七载四月八日的题记中又作“绢行小社官权思贞合邑人造经一条。”(89)而同年又有“绢行邑社官游金应合邑人等造经一条。”(88)此处都称绢行，但是有社官和小社官的区别，小社官就是小绢行的社官，天宝八载的题记中就是“范阳郡小绢行邑社官权思贞”(90)，说明新绢行是较小的社邑，也许是从原来的绢行中分化出来的。相反，天宝十一载游金应为社官的绢行就被称为“大绢行”：“范阳郡大绢行邑社官游金应合社人等造经三条”(95)。

　　虽然造石经邑以州县为名，但是，不可能一个州、一个县组成一邑。具体来说，石经邑的组成单位还是乡村。所以有“涿州范阳县礼让乡石经邑”(136)、“范阳县礼让乡张沉村邑”(146、151)[33]、“涿州范阳县西郭村邑”(141)、“涿州范阳县先贤乡阳康村邑”(142)、“良乡县观音乡成村石经邑”(136)、“良乡县昌乐乡北陶村邑”(147)、“交道村石经邑”(139)[34]。也有以某寺为中心组成社邑的。

　　根据对房山石经社邑的统计，其中按照行业组成的社邑44个，刻经题记145则。按照地区组成的社邑72个，刻经题记为252则。两类社邑的刻经活动都集中于天宝年间贞元时代。有所不同的是，天宝时期的社邑多以行业和州郡命名，贞元年代的则多以乡村命名，反映出前一个时期以工商业者和城市居民为主，后一个时期以乡村农民为主的发展倾向。[35]

　　敦煌社邑的负责人称为“三官”，指社长、社官、社老。有的社邑三官不齐备，就有以主持社内日常事务的录事权力最大。[36]房山石经邑的负责人名目与此稍有不同，一般只设邑主、平正、录事。他们主持造经事务，有时被统称为邑官、社官，少数情况还有社长、斋头、经主等名目。“幽州石经社官卢庭晖、录事李闰”(133)，是录事不算在社官之内。如归义县石经邑58人造石经一条，“邑主云居寺僧净超、平正染英宾、录事史子朝……”(135)。又，良乡县观音乡成村，“石经邑主尼常精进、平正僧道丕、录事张彦贵、邑人黄庭晏、成静德等”(136)。

　　录事可以升迁则为平正。如团柳邑最早见于石刻题记的平正是阳八，录事是常哲(99)。大历十三年到建中年间已经是常哲升为，录事由张庭昭出任(110-113)。贞元七年，则由品子张庭昭出任平正，以甄景珪为录事(127)。

　　造石经者有普通村民，有寡妇孤儿，有在职及退休官吏，还有僧人和尼姑，许多村民的造石经活动也是在僧人或尼姑的主导下进行的。如昌平县石经邑主是真空寺僧实际，平正曹思亮(92)。文文(?安)郡邑主比丘僧惠远(93)。

　　房山石经题记所显示的各个社邑的人数，可以列成下表：

　　这里有54条记载了社邑确切人数的资料，人数最多的200人，最少的13人。资料可以分若干组。社邑人数在200及以上的1例。109-125的8例。50-92的16例，其中50-70有11例，70多的5例。20--47的27例，其中20-40之间的25例，40多的2例。少于20人的只有2例。换言之，人数在20-70的有38例，占总数的70%。最多的集中在20以上50以下的人数段，有28个，占50%以上。因此，我们可以大体说，社邑人数大多20-70人，最常见的在50人以下，少则十几个人，多则一百多人。此其一。

　　其二，各个社邑的人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以团柳邑的人数变动最大。最早见于石刻题记的团柳邑65人(第99页);又至113人(第104页);大约在安禄山的圣武二年(757)[41]，为119人;大历十三年105人;建中二年只有70人贞元年间的两次记载分别为70人(第127页)和62人(第139页)。也就是说，安史之乱前后至大历年间人数最盛。

　　其三，社邑的造经活动每年举行，但是上经的仪式大多在四月八日佛诞节进行，少数情况也有在二月八日的。一些社邑连续几年进行造经，造经社的邑人数有时只差一、两名，除了有题记录文的错误之外，可供我们推测的还有以下几点：一是有可能说明社邑的人数是不固定的，每年都有变化;二是有可能说明社邑成员参与造经活动，需要交纳或分摊相应的费用，因此，就有因为没有参加某次造经活动而暂时未被列入的社邑成员。

　　以上房山石经题记中所见的社邑佛事活动在其他地区也有存在。龙门石窟的北市香行社活动即可为一证。北市香行像窟(编号1410)是武周时期开凿的一座中小型石窟，位于龙门西山南段的崖面上。石窟北壁东端上部题记谓：“北市香行社，社官安僧达，录事孙香表……右件社人等一心供养。永昌元年三月八日起手”[42]。北市还有其他丝帛行会，其是否有类似的造像活动不得而知。但是从香行的造像题记看，与房山石经中诸行社邑的造经活动是很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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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