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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同列维-斯特劳斯，尤其是赞同他关于非西方的反西方主义西化的论述，但我在他对于非西方世界观的认识论意义之质疑中看到了一种起作用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我由此对他的人类学产生了疑虑。以科学为名义凌驾于非西方世界观的世界观，在消费“他者”的同时，否定了他者的自在性和自主性，这种人类学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除了成为诸如人类学家之类的西方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之外，非西方民族即毫无其他存在价值与意义。
事实上，无论“西方化”或中国学者所说的“欧化”势力有多大，非西方民族毕竟都要带着他们的古老历史与之接触，将之当作是自己的历史与生活的一个部分。在诸如萨林斯研究的波利尼西亚岛民中是这样，在诸如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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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讲演集》，4页，张毅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讲演集》，4～5页。
[3] 这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写的《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里得到了最为精彩的刻画。
[4] 王铭铭：“学科国家化——反思中国人类学”，见其《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32～71页。
[5] 不可反之而认为，农民或少数民族都是理性的。这里说到中国人类学家习惯于研究境内农民或少数民族，意图在于揭示西方和非西方这个格局的“本土化”，恢复非西方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认识主体地位。
[6]出于对“学术道德压力”的恐惧，没有人敢说“不应”。然而，对于我们何以恢复自身的认识者地位这一问题，我们却又常常不假思索。
[7] 在《无处非中》一书中，我采取游记形式，记述了环绕着大西洋这个“湖”的欧洲、美洲与非洲之所见事物。这些文字以一个零碎的方式，陈述着我对于“西方”的理解，其写作意图，主要在于发掘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参见王铭铭：《无处非中》，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我的出发点是中国观念，抵达之处是海外，回来的还是中国。这就易于使人们产生疑惑：我带着中国人自己的概念来研究他者，不同于作为学科“规范”的西方人类学，我没有从“他者”那里寻找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以之反观自身，而相反，我似乎是带着我们的“祖先崇拜”观念，到世界各地寻找它的对应物，且还曾以中国的“社”与“会”两字形容天主教的法国村庄的“地方感”。如此说来，我的研究，不正违背了人类学研究的一般宗旨吗?的确，我与经典人类学家之间有这一差异，然而，如我在一篇关于《论礼物》的文章中指出的，莫斯在文本里呈现出的观念旅行出发点，可以“复原”为欧洲的社会理论(王铭铭：《心与物游》， 202～224页)。这个出发点其实已预先设定了，莫斯要研究的是法国年鉴派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在文本中作为表面的出发点出现的诸如“hau”这样的非西方观念，不过是莫斯到处找来的论证“社会”这一说的材料。深读他的书能发现，他在做的工作，与我关于中国之海外的论述，之间没有太大差别。
[8]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讲演集》，5页。
[9] 杜蒙：《阶序人》，卷二，354～355页。
[10] 同上，355页。
[11] 列维-斯特劳斯：《遥远的目光》，160页，邢克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 同上，161页。
[13] Marcel Granet, Chinese Civilization, p. 3.
[14] Ibid.
[15] Ibid.
[16] Ibid., p. 6.
[17] Marcel Granet, Chinese Civilization, p. 6.
[18] 在人类学内部展开思想史与礼俗史研究，成为葛兰言一生的志业。参见王铭铭：“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载其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辑，121～157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19] Marcel Granet, Chinese Civilization, p. 428.
[20] 基于“华夏世界”提出的文明理论，先于列维-斯特劳斯数十年出现，却早已有了后世有良知者才有的历史忧患。
[2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其《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121～15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22] 王铭铭：“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
(本文摘自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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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铭铭博客 2009-11-04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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