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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味》：“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
《西山经》：“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郝疏以“观水”、“文鳐鱼”即《本味》之“萑水”、“鳐”。
（四）《本味》：“菜之美者，昆仑之苹。”
《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日昆仑之丘……有草焉，名日黄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郭璞即引《本味》文以作注，可知郭氏以“黄草”即《本味》之“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于“黄”字下云：“黄、苹古今字”，亦可知二者实一。
（五）《本味》：“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
《南山经》：“《南山经》之首曰昔隹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郭璞即引《本味》文以作注，可知二者为一。
（六）《本味》：“水之美者：……沮江之丘，名曰摇水。”
《西山经》：“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槐江之山，郝疏：“《吕氏春秋·本味篇》云：‘水之美者，沮江之丘，名曰摇水。’疑沮江即槐江。”爰有淫水，其清洛洛，郭注：“水留下之貌也。淫音遥也。”郝疏：“陶潜《读山海经诗》云‘落落清瑶流’，是洛洛本作落落，淫本作瑶，皆假借声类之字。陈寿祺曰：‘淫无遥音，经文淫字必传写之讹。’当是也。瑶水即瑶池，《史记·大宛传》赞云：‘《禹本纪》言昆仑上有醴泉、瑶池’，《穆天子传》云：‘西王母觞天子于瑶池’是也。《吕氏春秋·本味篇》又作‘摇水’，并古字通用。郭注‘留’当为溜或流字。”淫水，《四部丛刊》本、毕沅校本、《百子全书》本《山海经》并作滛水，淫当为潘字之形讹，犹如《方言》卷十：“女、惕，游也。”戴震注：“娼多讹作娌，曹毅之本不误。”堪为之比。潘、瑶、摇并音近字通。可知“媱槐江之山”、“淫（潘）水”即《本味》之“沮江之丘”、“摇水”。
（七）《本味》：“水之美者：……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
《中山经》：“又东南五十里，日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台之浆也，饮之者不心痛。”郝疏：“《吕氏春秋·本味篇》云：‘水之美者，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即此。泉、前声同也。”《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晋箕遗、乐征、右行诡济师，取前城。”《水经注·伊水》引服虔云：“前读为泉，周地也。”可为郝说之证。
（八）《本味》：“果之美者：沙棠之实。”高诱注：“沙棠，木名也。昆仑山有之。”
《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日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日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郭璞亦引《本味》文作注，可知二者实一。
《山经》为《吕氏春秋·本味》所称引者，几乎遍及《山经》各篇，因此，《山经》成书至迟应在《吕氏春秋》之前。换言之，其下限当为战国末年。
综合诸家所论，我们认为袁珂先生之说最为可取。只是袁先生以为《海内经》四篇成于汉代初年，未免下推过晚。
张永言先生《训诂学简论》在论及《尔雅》采自书本的材料时说：“《释水》云‘河出昆仑虚’，此取《山海经》之文也。”并于此下作注云：“《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水经注·河水一》引《山海经》：‘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尔雅·释水》此条采自《海内西经》，而《尔雅》的成书年代，据何九盈先生的看法，是战国末年，则《海内西经》犹在此前。
无独有偶，《吕氏春秋·本味》所谓：“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实亦本之于《海内西经》之文。《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郝疏即引《本味》作注，可知二者实一。因此，《海内西经》当在《吕氏春秋》之前。
虽然我们未能遍考《海内经》四篇被称引的情况，但从《尔雅》、《吕氏春秋》已经称引其中的《海内西经》来看，似亦足以说明《海内经》四篇成书的下限当为战国末年。
上面我们对《山海经》的作时作了考察，知道《山海经》并非一时之作。其上限当是战国初年或中年，下限当是战国末年。要之，《山海经》为先秦文献，可无疑矣。虽然《山海经》在流传过程中，可能有后人的踵事增华，这在其他先秦文献中，亦不鲜见，但正如《颜氏家训》卷6《书证》所云：“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颜之推以为“长沙”等地名为“后人所羼，非本文也”，甚是。长沙、零陵见于《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在长沙零陵界中”一句，蒙文通、袁珂先生并以为是后人释语羼人经文者。又《逸周书·王会解》：“路人大竹，长沙鳖”，可见长沙本为先秦地名。诸暨不见于今本《山海经》，徐鲲云：“‘诸暨’当为‘余暨’，《海内东经》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人海，余暨南。’”实际上，桂阳、余暨皆见于《海内东经》末尾“岷三江首”以下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与全书体例颇多不合，毕沅云：“自‘岷三江首’已下，疑《水经》也。《隋书·经籍志》云：‘《水经》二卷3，郭璞注。’《旧唐书·经籍志》云：‘《水经》二卷，郭璞撰。’此《水经》，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经》后，又是郭注，当即此也。”毕说甚是，袁珂先生亦从之，则此段文字为羼入的郭注《水经》，可无疑矣。由此可见，《颜氏家训·书证》所谓“长沙”等地名皆为后人羼入之文，亦可见颜氏所论极是。因此，《山海经》纵有后人羼入之文，仍无妨其为先秦文献。（附记：谨以此文纪念袁珂先生诞辰90周年。）
（原文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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