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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中国民俗学的理论问题
中国的民俗学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近三十年里处于被封杀状态，从1979年开始恢复以来，一直在上半个世纪积累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例中获取生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上述理论方法和研究范例为民俗学界普遍接受，形成了民俗学职业中最大的文化再生产能力。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又一次成为学界持续多年的热点，民俗学界十多位知名学者撰写了文章，研究方法大致还是顾颉刚的路子。闻一多的研究也重新成为众多学人追随的题目，研究伏羲、女娲、龙、凤、鱼文化、节日的文章可谓层出不穷，其中有三篇博士论文(本学科迄今共完成八篇博士论文)分别研究鱼文化、节日的原型和本义、女娲。题目不同，只是以顾颉刚和闻一多等人的研究为范例的文章占据着民俗学专业刊物和文集的主要篇目，例如对于四大传说的源流、各种奇风异俗的原型和本义等的研究，不胜枚举。
当代的各种民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以上述人文学科的传统和早期人类学的遗留物研究范式为主导，结果孕育了中国民俗学界一条主要的学术思路：首先通过采风或文献检索发现某种奇风异俗，然后探讨它是哪一种原始文化的遗留物并推测它的原型和本义，或者推断它有怎样的传播路线和演化历史。这种状况持续到八十年代末，逐渐凸显出民俗学的学科危机。
民俗学的学科危机在根本上是由于原有的哲学社会科学背景改变了。民俗学的理论范式以古典的单线进化论为前提，可是，这个前提在世界学术界早已被证明不能成立，国内学术界近些年也逐渐接受了这种结论。那么，通过研究奇风异俗而重构民族原始文化的学术信念就彻底崩溃了。于是，其它的一系列学术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其一，研究宗旨与研究对象的矛盾。民俗学的人文学科的传统以澄清研究对象的传播路线和演化历史为目标，另一个遗留物研究传统则以回溯研究对象的原型和本义为目标，都有一种历史主义取向。要达到这些目标，需要充分的文献资料。可是，民俗根本上是一种生活文化，而不是书面文化，尽管中国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但是从总体上看，其中的民俗资料是概略的、零散的、杂乱的，根本不足以重构历史过程。与生活的丰富性和历史的复杂性相比，人们根据非常有限的几条资料去重构历史，现在看来是太大胆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几百年才留下一条资料的民俗也只是九牛一毛，大量民俗无法进入这种宗旨所确定的视野。结果，一方面是研究宗旨造成学者对大量的民俗弃之不顾，另一方面是研究宗旨所界定的研究对象普遍缺乏充分的证明资料。历史主义取向对于研究书面文化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研究作为生活文化的民俗自然很勉强，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采用，而民俗学界让它膨胀成为研究的主导力量，问题就严重了。
其二，形式主义文化研究的问题。人(主体)按照某项文化(文化模式)活动，从而体验到某种意义(文化内涵)，这就是文化生活。主体的活动使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合而为一。上述传统和范例体现了形式主义文化研究的倾向。民俗发生的时候是一个事件，事件包括主体、文化形式、文化内容。民俗学的采风把事件抽象为事象，把事象记录成文本，然后对文本的结构进行因素分析，或者追溯原型，或者排列时间和空间的传播与变迁。研究到此结束，从来不考虑回到事件本身。依靠文献的研究直接从文本开始，与事件更不沾边。民俗是一种生活现象，可是，几十年的民俗研究对我们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却无所助益。我们从民俗学所知道的只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因素的文化史知识，并且主要是一些片段的奇奇怪怪的知识。研究民俗的学科对民众的生活如此隔膜，形式主义倾向难辞其咎。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极大地动摇了民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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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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