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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方式变动催生新社会观念
新生活方式在短时间内流行成风，形成人争趋之的社会风尚，反映了人们选择这种新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人们适应生活需要的一种自然选择，有其适应现实生活需要的合理性。因此，一些站在现实立场、从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人们，也开始面对和正视这种合理性，不再拘泥于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而试图寻找新的伦理依据，来说明这种新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新伦理就这样萌生了。
如在经济生活方面，对于洋货流行，有人提出人们喜新厌故、喜欢奇巧之物，这是人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洋货流行也是不可能扼止的。他们不再拘泥于道德上的评判，而是从商业化的市场规律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由于人喜新好异的本性，洋货流行就是不可能扼止的，这表明洋货具有广大的市场，这是一种利源。人们由“利源”的认识，进而得出了从利源中获取利润的“利权”观念，西人就是靠掌握这种利权而赚钱致富的。在人们的意识里，本来中国的“利源”，自然应当由中国人获取利益，即“利权”本应属于中国人，而洋货流行，使洋人大获利润，“利权”落入洋人之手，这是不应该的，也是造成中国钱财外流、日益贫乏的重要原因。由此人们得出结论，提出中国人应当起而仿行西法，自造洋货，发展自己的工商业，以自己的优势去与西人争夺市场，争夺“利源”，“分西人之利”，以夺回“利权”。如有人所说：“欲禁民人不用洋货，势所不能，则莫如中国自行筹赀，逐一仿造，庶凡将中国之货易中国之钱，富者可便于购求，贫者更开无数谋生之路。按之和约亦所准行。而来华之洋货日稀，即银钱流出日少矣。”[3]到七八十年代，上海社会舆论积极呼吁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洋货制造业，仿造洋货，去占领洋货市场，与洋人“分利”，与洋人展开“商战”，直至夺回“利权”，这才是挽救国家贫弱的富强之道，从而形成了中国以求富强为中心的近代工商业观念，即重商主义。
在社会生活方面，对于从商之风及商人地位的上升，以及贵贱尊卑失序现象，也有人开始不再拘于传统身份等级观念，而以务实的态度，更多地从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对各阶层的评价应当从其社会实际作用的角度来看待，提出以实际作用为基准的评判标准，显示了一种与传统身份主义取向不同的能力及功利主义取向。例如对于商人的社会作用，有人便抛开以往基于道德主义和农本主义的轻商、贱商观念，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来重新审视。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振兴工商以求富强已成为社会上越来越多人认同的口号，在这种尚富强的新社会价值观念确立之下，一些面对现实的人们也开始从兴商强国的角度，以富强的功利价值标准，来看待商人对社会的作用，对于商人予以重新定位。例如，在1872年《申报》上一次关于士商地位的争论中，有人就针对尊士贱商的传统观念，提出现在的买办、商人发财之后，“多有发达，体恤时艰，捐助军饷者，不知凡几”。他认为商人发了财以后，拿出钱助饷赈灾，对于社会有实际的用处，远胜于那些只知道舞文弄墨空言无补的文人学士。“其家虽不能致君泽民，而胜乎舞文弄墨、颠倒是非者相去几何?”[13]有人更进而提出，对于社会各业之人的社会地位，不应当只是以传统的身份贵贱作评判的标准，而应当以其对于社会的实际作用来衡量，“夫人类各有分，如士、农、工、贾是也。欲较量其上下，则以其所行所为之大小，子(仔)细而求之”。论者认为，依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商人的社会作用则“更为大矣”。这是因为商人对于现实国家和社会需要来说功用最大，“夫西人通商之事，于国计为大事”，买办商人们对于通商发挥的作用最大，“奏效于此役也，功莫大焉”，所以“即或嘉之过分不亦可乎?”这位论者甚至还进而说，如天下之人，都能象广东人那样乐于作买办商人，对于通商这一国计大事“大奏功效，实中国之大幸矣!”这种看法已经完全抛弃了贱商观念，而是明确地以“国计”、通商、“富强”为评判标准，因而对商人的作用给予这样高的评价。以这种新价值标准来衡量，与商人对国计的“大奏功效”相比，以往一贯推崇的士人的作用就黯然失色了，况且当时士人阶层已经充满了腐朽之气，盛行逐利之风，所以这位论者说：相对于商人于国计大事“功莫大焉”，士人的作用反而不如，“士人有高有低，以其所行所为，尚有不如商人者。”[14]这种观点反映了人们对于商人的评价，与以往的重道德相比，而更加注重实用功利性，开始从国家富强的角度来看待商人的作用，对商人的社会作用给予积极的肯定。这种尚富强、重功利的新社会价值观，使商人赚钱求利这种以往被传统道德否定的东西，在新价值观下有了新的道德基础。以这种新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从商赚钱有利于国家的富强，与洋人争利有益于民族的共同利益，在这方面士人的作用显然比不上商人。这种“商人有功”说，反映了这时期人们在对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已开始萌生重功利、重能力的新价值观念。
对于女性社会角色和男女地位关系的认识，也随着妇女走上社会独立谋生的风气而有所变化。一些站在同情下层人民和妇女生活立场的人，认为由于贫穷、灾荒和战乱，下层小民生计困难，贫穷妇女离乡入城，为佣、为妓、作工以谋食自养或养家，这是小民的生计之路，如禁止之，又无他业安置，则是断其活路，因而妇女出外作工是理所不应禁，也是势所不能禁的。如对于舆论一直呼吁禁娼，有人就指出，欲禁娼必须考虑这些人的生计出路，有他业以安置之，否则势在难行：“欲禁一业必须筹及位置此业诸人之处，令其有业可改，而后方能望此业之不复兴，吾禁令方能久行也。……即如娼妓一业，令其改业，何业可改?……兹禁其女为娼，必至驱其男为盗矣。此业之人又属不少，在上者纵能博施济众，谅亦无法以位置之也。”所以认为若无他业以安置，只是一味下令禁娼，是不顾小民生计、不切实际的迂腐道学之论：“道学居官禁娼，将置娼于何所?何以为生?”[15] “妓馆一禁，因之失业者不少矣。”[16]对于取缔烟馆女跑堂一事，有人指出，此业已成为许多贫家女子赖以为生的一个职业，一旦取缔，将使这些女子失业而陷于饥寒，“千百辈之衣食此若藉，一禁止忍其饥以死乎?”[17]对于茶栈、丝厂等处招用女工一事，也有人指出，这是使贫穷人家妇女“得一项出息”，[18]“女工而亦藉通商之故，而得以自求口实”，认为这是“利于中国人民者”，[19]不应当禁止。也就是说，妇女走上社会作工谋生，“自求口实”，是有益于小民家庭生计的，因此是应当允许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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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史研究网 200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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