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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口头理论最初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解答一个疑难问题：荷马问题。米尔曼•帕里的意见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实际上是诗歌传统，它体现为许许多多个人，他们掌握了口头程式的编作技巧，并将此技巧传授给他们的继承人。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在前南斯拉夫所从事的田野作业，其意图是将以手稿文本形式存在的荷马史诗与南斯拉夫歌手们唇间活生生的口头史诗传统相对照，这些文盲歌手们能够吟唱长达数千行的诗作。从最初的比较——古希腊的与南斯拉夫的两大传统之间——算起，口头理论已迅速在全世界的许多语言传统中获得运用和发展。
帕里和洛德著述的核心，是关于结构的观念。这一点我已经从guslar（南斯拉夫史诗歌手）的观点出发给出了解释，即在口头传统创作过程中无处不在的re i或“词”的系统。于是帕里－洛德的程式（修辞学层面的“词”）、主题（典型场景层面的“词”）和故事型式（整个故事层面的“词”）是歌手的组构部件和发表单元，演唱中的特殊化语言便是由它们构成的。这些单元——不是我们观念和术语中的词——正是荷马和他的其他传统中的同道们所赖以建构他们诗作的东西。
现在我们站立在口头理论的第二个发展的起点之上。由于已经具有对于口头史诗是怎样生成的某些理解，我们便可以将一部分注意力从创作转向接受，那就是我们应当开始积极主动地考虑听众的作用，这里既包括原来意义上的听众，也包括演唱记录的阅读者。这一对接受方的同等强调，使得口头的和书面的两者相互影响的观念更加清晰起来，而且加深了对“词”的广义的理解。我们现在可以支持一个更为宽泛灵活的从口头传统的一端到文本的另一端的谱系关系，以取代以往的两极对立图式。
口头理论的一个晚近发展，是关于特殊化语言的概念，以及特殊化语言之下的交流类型问题。特殊化语言作为口头传统的载体，不仅可以与书面作品并存，而且可以被用来创作文本。出自文人作者之手的“文学的”作品可以吸收口头传统，口头的“说话方式”可以持续进入文本形式之中。最需要牢记的是，特殊化的语言是活生生的，不应视作是成型配件的组合拼装。
最后，由于均衡地关注创作和接受双方，并牢固树立特殊化语言的观念，即超越文本的字面含义，并理解其一贯具有的特征，就变得可能了。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词”的含义已远远超过了任何辞书字典所能提供的：程式、主题和故事型式的功用象指示标，直接指向传统的观念。简单片语可以孕含大量复杂意义；典型场景则激励听众回忆其他诗歌或演唱中的同类场景；熟悉的故事型式的作用就象“地图”去指引听众或读者。正是在进入这个传统参照系的领域——
“词”的丰富的包孕能力——口头理论便充满了张力。正如这一理论曾帮助我们去解释文盲歌手们是怎样创作他们的作品，现在它还将帮助我们成为这些演出的更出色的听众。⑥
参考文献：
①关于口头理论的历史，参见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理论：历史与方法》（John Miles Foley: 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参见弗里《口头程式理论与研究》（Foley，Oral-Formulaic 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 Garland，1985）。
②米尔曼•帕里的著述，参见《荷马史诗的完成》（Milmam Parry，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ed. by Adam Par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1）。洛德的主要成果包括：《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史诗歌手和口头传统》（Epic Singers and Oral Traditi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复述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Resumes the Ta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此外，洛德的生平和著述，可参见弗里的《艾伯特•贝茨•洛德（1912－1991）：讣告》 （Albert Bates Lord ［1912－1991）： An Obituary，＂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05（1992）：57－65．）一文。
③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于公元450至1100年间在英格兰流行的语言、拜占庭希腊语，从公元500年至1200年在希腊被使用的语言，它经过变更流传使用到今天。
④关于这些“词”的讨论及其在古希腊。中世纪英语和南斯拉夫传统中的结构，参见弗里《传统口头史诗：＜奥德赛＞、＜贝奥武甫＞和赛尔维亚－克罗地亚归来歌》（J. M. Foley，Traditional Oral Epic: The Odyssey，Beowulf and the Serbo-Croatian Return Song，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⑤关于在口头的和得自口头的作品中接受的角色，见弗里《永恒的艺术：传统口头史诗之从结构到意义》（J. M. Foley， Immanent Art: From Structure to Meaning in Traditional Oral Ep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⑥关于传统的参照系及其含义，见弗里《表演中的故事歌手》（J. M. Foley， The 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1997第1期，第86－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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