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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的稻作文化角度来论，稻作经济的资料要比神话翔实具体得多。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篇叫《七月》的叙事诗，就已有“十月获稻”的记载；《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所述是三月（或四月）种稻，即“霜降获之”；《陶渊明集》（卷３）有陶潜题为《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诗，这也许是“早稻”一词可见的最早文献，但这并非真正的早稻，只是较为早熟的晚稻；所谓“早”，是相对于“十月获稻”而言。真正的早稻是从晚稻分化出来的，在我国出现也很早，据《国语•吴语》载，春秋末年，吴国“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这“赤米”就是耐旱的早稻。【15】（P21）《广志》也登录了不少早稻品种，主要是岭南和巴蜀地区。但《诗经》、《齐民要术》所载的十月或九月获稻，应该是反映了当时稻作的一般情形。这些技术性的稻作技术在神话中是很少看到的。
尽管如此，研究稻种起源神话并非毫无科学意义。例如以前由于学术界在亚洲栽培稻起源问题上多持印度说。【16】在探讨我国以及东南亚稻作农业起源时，不少学者往往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与印度文化之间的联系交流中。那么，我们从许多民族神话有关种子母题的实例中不难发现，稻种的出现大多都是本民族祖先智慧的结晶。从近几十年来相关考古发现中，许多学者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境内野生稻分布范围相当广阔，品质资源相当丰富，栽培稻考古遗址相当密集，野生稻酶谱变化有序可循，由此可以确认中国是重要的稻作文化发源地。同时，也应看到，“虽然稻作起源于中国的观点已为学界所一致公认，但关于具体的起源中心地带却仍存在诸多争议。”【17】（P71~76）实质上稻作的传播反映的使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诸如对东南亚稻作与中国百越稻作之间渊源关系的证据绝非仅此，而是内容相当广阔，流传深远，迄今为止在东南亚诸多民族的农业礼仪文化中，仍不乏中国古稻作文化的因素；再如与稻作农业文化相伴生的器物文化、饮食习俗等等，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佐证这一点。从稻种神话的主体看，稻种在整个神话故事中处于核心位置，处处表现出人们对稻种的关注和重视。毋庸否认，在我国该类神话的母题链中，稻种起到关键的链接作用，并且与寻找别的物种相区别，具有明显的创作倾向和审美特色。因此，稻谷起源母题，是稻作文化在神话中的客观反映，本质上是人类进入农耕经济之后的产物。至此，基本上可以断定稻种神话首先产生于我国南方的稻作民族，并凸现了我国南方水稻栽培过程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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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理论学刊》2005年第11期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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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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