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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多点民族志的评述
彭文斌：在这本《田野关系》里，还有《西南的族群之路》一书中提到的田野背景，其实，您多次提到了在中国做田野有其特殊的一面，同时也是世界人类学里面现在的一种提法，就是“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研究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多点民族志”是一个人类学家不能在一个地方呆下去和不能吃苦的表现，但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后现代人类学名词，也是全球人类学界的一种流行范式，而且海外对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一些重要的著述也体现了这种风格。比如您的第一个学生杜蕾（Dru Gladney）的《中国穆斯林》（Muslim Chinese），也是做了四个点的研究。这在当时还是有一些争论，问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后来路易莎·歇恩（Louisa Schein）在她的《少数民族法则》（Minority Rules）一书里面也谈到，在中国做田野研究，尤其是做这种族群文化表达政治，要通过很多的渠道。还有Ralph Litzinger，就是李瑞福也提到这方面，说我们要在很多地方调查才能收集到相关的信息。您也提到了在大陆做田野的相似特点。我想问，“多点民族志”在中国大陆的生产过程除了是学术全球化的一种反映外，将这个问题放到中国的场景下，这里面是不是有时也是一种学术体制的问题，是一种无可奈何情况下的选择，但对于田野的质量，对于西南族群的研究，这种做法又有哪些利弊呢？您能不能结合您在西南的调查经历，介绍一下“多点民族志”的问题。
郝瑞：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研究在世界人类学界的地位不是很高，我们都感觉到我们被排挤到外面去了，人类学理论的焦点并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印第安人，还有非洲，或者新几内亚，也有一部分英国的学者在印度等地方。我们都觉得中国的人类学在欧美受到了轻视，甚至也可以说，除了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以外，中国的研究对于世界人类学的重要贡献极少。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呢？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之外，但是这个问题好像也涉及到从80年代开始，严格的是说从7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国情。相对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进入中国大陆作比较长期的研究有困难，我们的研究不是很深入。
另外一个方面，是与8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工作习惯有关。中国的民族学家有很多专长，却很少有人成为一个专家。比如说西南研究，这里面有藏族、彝族、苗族，还有其他很多少数民族，汉族学者中很少有人能成为少数民族专家，一个原因是他们很少去学民族语言。我记得我有一次跟童先生说，我要去学诺苏语，他说这个你不用学，到处都会有人讲汉语的，就算没有大人，你也可以找一个小孩给你翻译。但是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违背基本原则的想法，你要了解一个文化，就要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说他们不是专家，他们都不太重视这一点，不过就算是国外来的研究者在这一点上也达不到人类学的标准，包括我自己。我早期在台湾全部是用闽南语来做访问，但是我到了诺苏地区，我对自己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没有足够的彝语能力。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民族学者通常是在很多地方做短期的调查，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期地做。当然在1956年的社会历史调查的时候，可能要长期一点，但是他们在一个点也不会超过一两个月的时间，不像西方的人类学那种在一个点上待上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也写过，我原来的目的是来做田野的，但其实我做的是调查。田野和调查是两回事，调查是在时间上非常集中的一项工作，不会是很长期的工作，比较起田野工作来说是轻松的，所以调查就成为了我们在中国做研究的一个习惯。再有一个因素，就是老外在中国没有太多居住和旅行的自由，被控制得比较严，特别是在我开始进去的那一段时间，我记得在1988年的时候，我去攀枝花的迤沙拉这个模范村时，我想住下去要征得市政府下6个部门的同意，有外事办、教委、民委，公安局的2个不同的部门，还有一个保密办。当然我们外国人不知道有一个保密办，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保密的，嘿嘿，但是都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当时他们开了三四天的会，都是一整天的会，这样才能够批准我到那个地方去住。现在好了，只要找到一个农家乐去交一些钱就好了，没什么问题，这是个很大的转变，但在那个时候要想长期地住，当地的官员就会很着急了：万一这个老外发生什么事情我要负责的，上级会要我负责的，他们都会这样考虑。他们对我说的时候当然很客气了，他们会说，我们是考虑到您的安全，还有这个工作条件，我们这里很艰苦很落后等等，但是其实他们是怕万一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上级是要他们负责的。现在当然越来越宽松，但是早期的时候，只能短期地待在一个地方，而且还有一个陪同的问题，因为必须有人陪同，陪同也不太愿意长期地陪着一个老外在一个地方住，他也有他家里的事，他的朋友，他自己的生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马尔子陪的，当时是他的所长来交待的，说要陪这个老外一个月，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教授什么的。但是人家会想，我陪一个老外一个月做什么啊，这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我得听领导的，我得去……这个我在书里面也写了。所以为了不给他带来太多的不方便，我也不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外国的人类学家习惯了长期呆在一个地方，有没有陪同无所谓，他可以自己做。因为有这样一些因素，在中国作研究的调查时间就放得很短。那么这个跟多点民族志有什么关系？这是从一种被迫性变成了一个多点性。当时除了这个被迫性以外，还有课题本身的内容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对族群性的研究，像我在那本《西南的族群之路》上写的，如果只在一个地方做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而且也没有可联系的，因为这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是以凉山为一个区域。其实凉山州的人口有52%是汉族，40%多是彝族，还有藏族，包括真正的康巴，还有普米、蒙古族，蒙古族就是纳人，如果在云南就是摩梭人，还有傈僳、回族等很多民族，他们彼此间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而且诺苏和汉在一个地方的关系跟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要作比较和综合研究，比较研究需要了解足够广的范围，因此就必须做这个多点性的调查，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多点民族志。这也涉及到了我刚才提到的中国的人类学对世界有没有什么贡献的问题，所以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提到“多点民族志”时，大家都很崇拜啊，都说这个提法多有创建啊，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做了，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称为一个什么理论，我们只是做了而已，嘿嘿……。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错失了一个机会。我要是比马尔库斯还早一点写我的田野经验，也定一个名字，那我会不会成为一个“很高明”的人类学家呢？但我估计也不会，因为我研究的是中国，和西方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对象和地域范围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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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华网云南频道 2009年07月24日 09:21: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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