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汲本用公文纸印成。李致忠提出可以从公文纸来推断印书年代：“各级官府的文书档册都要有一段时间存盘保留，不可能随时处理，所以将之用来印书多在改朝换代之后。那种以公文纸正面痕迹作为版刻年份的确证是靠不住的。一般来说，公文纸正面痕迹所反映的年代，可以说明其版刻年份或印刷年份是后朝后代。”[7]汲本用明代公文纸印成，那么它的印刷时间必在入清之后。

　　庞树森《重修常昭合志·沿革志》[8]卷一：“顺治二年六月，安抚使周荃来收邑图籍。闰六月邑人抗薙发，令殴死。陈主簿举严栻起义兵。七月十三日，栻与清兵战南关，败绩，城遂破。八月，知县洪一纬赴任，为乡兵所困。十七日，清兵复至，栻战不利，军遂溃。洪一纬莅邑，颁条教，安民时。何凤祥、芮观等据福山参将萧世忠讨平之。”可知常熟入清是在顺治二年（1645）八月。此年毛晋四十六岁，毛褒约十二岁，毛表约七岁，毛扆五岁，冯武十九岁，陆贻典二十八岁。

　　在明末清初政局动荡的那一段时间里，农商等各项事业都受到了破坏打击，都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变革以后，杜门却扫，著书自娱。”毛晋《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甲申（1644）春仲……岂料兵兴寇发，危如累卵。分贮板籍于湖边岩畔茆庵草舍中。水火鱼鼠，十伤二三……犹幸数年以往，村居稍宁……”这说明明末战乱确实对汲古阁的刻书事业造成一定的打击，迫使其一度中止。综上可知汲本必定产生在顺治二年以后。

　　2．汲本、汲扆本的校改都在康熙八年之后

　　清初陆贻典在其校元本《乐府诗集》跋中多次提到毛刻：

　　清康熙六年（1667），陆贻典第二次校《乐府诗集》，跋中称“此书毛氏刻本远胜元本，惜乎世无有识之者。”此年陆贻典五十岁，毛扆二十七岁。

　　清康熙八年（1669），陆贻典第三次校《乐府诗集》，跋中提及“余少时同孙子岷自，从定远借校毛氏刻本，距今已三十年矣，亦都不记忆也。惟毛氏刻本，亦出之牧翁宋刻，而与冯校往往不合。盖冯校失之略，毛校颇详，而末免引据他书，加以臆改，宜其相去径庭也。” 又提及钦远游校本“视冯本倍略。且似错以毛刻。”

　　据上可知，陆氏在1639年与友人孙江（字岷自）合校《乐府诗集》，即以冯校本校毛氏刻本。这里的“毛氏刻本”必是汲晋本无疑，1639年正是汲晋本刊印之年。此后，在事隔二十八年、三十年之后，陆氏两次重校《乐府诗集》的跋中，都又提到了“毛刻”。那么此时陆氏所见的“毛氏刻本”是汲古阁本中的哪一种呢？我们可以据陆校推得。陆校多称“毛刻作某”、“毛氏刻本作某”，我们将陆校中关于毛刻的校记辑出。（表略）

　　从以上所列陆校来看，大部分的“毛刻”都是汲晋本、汲本、汲扆本三本相同，但也有几条是不同的：

　　卷六十《刘妙容宛转歌》，汲晋、汲本作“低丝”，汲扆本作“低红”。——陆氏毛刻同汲晋、汲本。

　　卷七十宋鲍照《行路难》，汲晋作“今”，其它二种作“清”。——陆氏毛刻同汲晋。

　　卷七二唐赵微明《古离别》，汲晋作“远”，其它二种作“违”——陆氏毛刻同汲晋。

　　卷九十唐鲍溶《采葛行》，汲晋、汲本作“贾一作头”，汲扆作“头”。——陆氏毛刻同汲晋、汲本。

　　因此，陆氏所参“毛氏刻本”必为汲晋本。也就是说，在陆氏第二次、第三次校勘《乐府诗集》时，汲古阁并未有校改后的《乐府诗集》产生。陆氏在后两次校勘时都有其婿毛扆参入，如果汲古阁有校改的新版本出现，陆氏不会不参。所以我们可以把汲本和汲扆本的产生时间都放在陆校本之后。那么由此也可以确定汲本的刊刻时间在康熙八年陆氏第三次校《乐府诗集》之后。

　　3．汲本亦可能与汲扆本一样同出自毛扆

　　汲古阁的刻书事业持续了百年之久，大致前四十年由毛晋支撑，后六十年赖其诸子延续。毛晋五子－－襄、褒、衮、表、扆，襄、衮早卒，毛褒约生于崇祯四年（1631），约卒于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毛表生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卒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毛扆生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卒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潘天祯《汲古阁主人毛晋诸子生卒年试考》一文描述了毛晋诸子与汲古阁后期的刻书事业：“晋卒后，汲古阁的事业，初虽由褒、表、扆兄弟继续，褒‘天性醇谨'（陈瑚《从游集》），享年不永，办不了多少事；表‘倜傥多能，治家斩斩，早见头角’（陈瑚《从游集》），虽可办一番事业，但志不在此，中年异趣，在医业上成为毛氏名医世家的创始人，也是贡献。独毛扆自始至终从事藏书、校书、抄书及修补毛晋所刻之书版五十多年，是一位汲古阁事业的主要继承人。”

　　毛晋卒于1659年，此年毛褒约28岁、毛表21岁、毛扆19岁。毛晋卒后，将汲古阁藏书及书版分发诸子 [9]，汲祖本《乐府诗集》分与毛表，书板也最有可能分与毛表。那么汲本《乐府诗集》是否出于毛表之手？上文我们已经证明汲本的产生应在陆贻典第三次校勘《乐府诗集》之后，即康熙八年之后；康熙八年，毛表三十一岁，可能已经异趣从医了。“传至奏叔公，有不为良相而为良医之志。于是精研医理，活人无算。”[10]那么汲本的校改极可能亦出于毛扆之手。汲祖本在毛表处，汲晋本的书板也可能在毛表处，毛扆校改《乐府诗集》，可能是从其兄处借得旧版。毛扆从其兄处借版补勘，是有例可寻的。“乡知家刻有《忠义集》，因失去其版，无可得见。甲寅（康熙十三年）六月于伯兄处乱版中得之，喜甚。因令苍头拂尘涤秽，手为甲乙。甲乙甫竟，叔兄走笔来索其版，乃扆与叔兄者也。”据潘天祯考证，伯兄指毛褒，叔兄指毛表。[11]

　　（三）汲本述评

　　总体看来，汲本是汲晋本到汲扆本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版本，它订正了汲祖本、汲晋本的一些错误，但同时又沿袭了二者的许多错误，不及汲扆本校勘精审。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过渡性；第二，注重版本对校，改动多有版本依据。

　　汲本的过渡性明显体现在它对汲祖本、汲晋本都介于改与不改之间。它一方面改正了汲晋本刊刻时产生的大多数脱漏、讹误和臆改，一方面对这些脱漏、讹误和臆改又有所保留。相比之下，它对汲祖本的错讹的改动要比对汲晋本的改动少得多。

　　汲本在校改时有引据他书的倾向，但总体上更注重版本对校。它订正的最多的是汲晋本刊刻时产生的脱漏讹误和臆改，其依据是汲祖本（元本和王毛校所代表的绛宋本）；它对王咸、毛晋出校的地方，一般仅据冯校、陆校补缺，不轻易改动，因为对王毛校的改动就可能意味着对绛宋本的改动。可见，汲本校改的特点是尊重汲祖本。

　　1. 对汲祖本、汲晋本的改动

　　1）改汲祖本的讹误

　　在第一节中我分析过汲祖本的缺陷在于绛宋本和元本的讹误，以及王咸、毛晋校勘时人为的错误，汲本对此都有订正。

　　2）据冯校、陆校改王毛错校漏校

　　第二，祖本脱，据他书补；或祖本与他书有异文，以意去取，据他书改

　　第三，订正绛宋之误

　　这种情况很少，汲本是比较忠实于毛晋、王咸的校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于对绛宋本的忠实。只有在毛、王之校与元本不同且毛王校显误时，方才改动。如卷七四梁张率《清凉》，傅宋、元本俱作“ 帐殿霭余晨”，王咸出校“帐”为“怅”，汲晋从王校作“怅”，汲本从元本改回“帐”。

　　3）改汲晋本的讹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