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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日”的文化象征意义
“四十六日”在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的时间观念中，或许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管子·轻重己》：“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天子东出其国四十六里而坛，服青而絻青搢，玉总带，玉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日。”“以冬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春至。天子东出其国九十二里而坛。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星。”“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天子服黄而静处，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发号出令曰：‘毋聚大众，毋行大火，毋断大木、诛大臣，毋斩大山，毋戮大衍。灭三大而国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祀于太宗，其盛以麦。”“以夏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以夏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于太惢，西出其国百三十八里而坛，服白而絻白，搢玉总，带锡监，吹埙箎之风，凿动金石之音，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月。”“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静处，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发号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斩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以秋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冬至，〕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坛，服黑而絻黑，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号曰发繇。”所谓“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石一参云：“自冬至日夜半子时起顺数，历四十有五日而冬尽，又一日而立春，故合数为四十六日。”［16］（下册P727）此后“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以夏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都体现了同样的由盛而终的转换，随后即开始另一周期。
《淮南子·天文》：“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春分则雷行，音比蕤宾”；“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音比夹钟”；“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钟”；“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秋分雷戒，蛰虫北乡，音比蕤宾”；“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十一月日冬至，鹊始加巢，人气锺首。”全年有八个“四十六日”的时段。《淮南子·天文》对每一时段的表述是“加十五日……加十五日……加十五日……”，实际上是四十五日。这样全年为三百六十日。又《淮南子·本经》：“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阴阳储与，呼吸浸潭，包裹风俗斟酌万殊，旁薄众宜，以相呕咐酝酿，而成育群生。”“四十六日”是显示“天道”确定的规律性季候转换的时段，是盛衰转换的过程，也是生死转换的过程。
《灵枢经》卷一一《九宫八风》：“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计六个四十六日，两个四十五日。这一程式，可以与《管子》与《淮南子》所列季节转换秩序对照理解。《续汉书·祭祀志中》刘昭《注补》引《皇览》曰：“迎礼春、夏、秋、冬之乐，又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陛八等。青税八乘，旗旄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乐也。自春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陛七等。赤税七乘，旗旄尚，此迎夏之乐也。自夏至数p赤，田车载戟，号曰助天养。唱之以征，舞之以鼓四十六日，则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阶九等。白税九乘，旗旄尚白，田车载兵，号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乐也。自秋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阶六等。黑税六乘，旗旄尚黑，田车载甲铁鍪，号曰助天诛。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乐也。”这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当时人的“天道”意识中，“四十六日”有着怎样的意义。又《太平御览》卷五二八引《皇览礼》写道：“天子迎四节日，天子迎春夏秋冬之乐，又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自春分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夏于南堂，……；夏至四十六日，则天子迎秋于西堂，……；自秋分数至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冬于北堂，……。”也反映了“四十六日”在季候转换中的意义。
《续汉书·律历志下》刘昭《注补》引张衡《浑仪》：“设一气令十六日者，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气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差少半也。三气一节，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于差三之时，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实节之间不能四十六日也。”当时天文学家的计算，已经告诉我们以“四十六日”作为确定的时间阶段并不准确。但是当时社会对于季节时段的普遍观念，有对“四十六日”意义的认同。
“四十六日”作为时间过程在历史记忆中的涵义，似乎长期有神秘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明人黄淳耀《陶庵全集》卷三《科举论上》写道：“昔黄庭坚在贡院四十六日，九人半取一人。今主司鉴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数十人取一人，又程之于数日之中日力无余，故所弃之巻，有不及阅二三场者，有不及阅经义者，有并不及阅书义者。所弃如此，则其所取可知也。”清人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一《历代名儒名臣循吏传总序》说：“朱子在朝四十六日，进讲奏疏，名臣风烈，万代瞻仰，及观其浙东南康潭州诸治绩，岂两汉循吏所易及乎？”又卷五《默庐记》：“文公在朝四十六日，进讲者七，奏疏无虑数万言。”《山堂肆考》卷二五“白鹿”条也有这样的内容：“南康府五老峰下有白鹿洞。”“宋宁宗即位，召朱熹入朝为相，因忤权臣，在位四十六日而归。遂入白鹿洞著书。”《曾文正公诗文集文集》卷三《季弟事恒墓志铭》写道：“兄弟复会师，进薄金陵之雨花台。江东久虐于兵，沴疫繁兴，将士物故相属。弟病亦屡濒于危，定议假归养疾，适以援贼大至，强起，战守四十六日，贼退而疾甚不可复治矣。”
对所谓“四十六日”这一时间符号进行全面的深刻的文化解读，也许还需要进一步的认真的工作。然而我们从现有的认识出发，将《史记》中说到的秦史中的三个“四十六日”理解为具有时间寓言意义的记录，也许是读《史记》者未可简单否定的一种思路。也许司马迁“四十六日”的记述，似暗示“究天人之际”的史学追求作为潜意识的某种影响。
《朱子语类》卷一三四记录了朱熹这样的评论：“班固作《汉书》，不合要添改《史记》字，行文有不识当时意思处。”《汉书》不取《史记》“四十六日”之说的处理，出发点可能更在于对历史真实的追求。然而司马迁的“当时意思”，却是我们应当认真探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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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子今．秦国女权的演变［J］．光明日报2002年8月20日．
［16］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M］．北京：中华书局，1979．
本文改定，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旭东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家洲教授的重要提示，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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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象牙塔 2008-10-20 02: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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