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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和]《荆楚岁时记》岁首占候风俗的文献考辨
  作者:李道和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5-01 | 点击数:13551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董勋语又为杜公瞻引,一变俱变,所以现存最早的《荆楚岁时记》节录本也已多出八日谷及岁占的文句。南宋曾慥《类说》卷6录:“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以阴睛占丰耗。”朱胜非《绀珠集》卷5录:“正月七日谓之人日者,董勋《问礼俗》曰:正月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阴晴,兆其丰稔。”这就不仅窜乱了董勋《问礼俗》,也改变了杜公瞻以前的《荆楚岁时记》文本。
  我们以为即使《类说》、《绀珠集》所录《荆楚岁时记》是现存最早的节录本,就岁后数日风俗一段而言却是不可靠的。它们与《初学记》卷4、《太平御览》卷30所引文本相较,显然是因为《东方朔占书》这种伪托的杂书的窜乱所致。北宋末的蔡絛、黄朝英著书举证《东方朔占书》,而南宋初年的曾慥《类说》(初刻于绍兴六年1136)、朱胜非《绀珠集》(绍兴七年1137王宗哲序)录《荆楚岁时记》竟有八日谷及以阴晴占候丰耗之文,充分说明《荆楚岁时记》文本在《东方朔占书》出现以后随即就新增了内涵。曾慥、朱胜非以后,南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6录李厚注引《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谓之人日,以阴晴卜丰耗。”虽不称八日谷,但岁占之说仍同 。这些新的因素尽管可能是宋代的情形,但绝不可能是宗懔、杜公瞻乃至董勋时代的民众风俗。
  再看黄朝英,他在北宋哲宗绍圣(1094-1098)后举子,其《靖康缃素杂记》成于北宋末到宋室沦陷前,也即宣和五年《西清诗话》以后的数年间。我们大致可将黄朝英作为一个中界点,他所见《答问礼俗》、《荆楚岁时记》中尚无八日谷及岁占之说,并以《东方朔占书》疑惑《答问礼俗》、《荆楚岁时记》,责难宗懔,而在黄氏之后南宋初年的《类说》、《绀珠集》中即已有类似《东方朔占书》的内容,那么我们也确实可以反过来说,董勋《答问礼俗》及宗懔、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文本在南宋初年以后增加了八日谷和阴晴占验文字,即可反证《东方朔占书》之类杂占书籍相似内容的伪托也应发生在宋代以后。从这个角度似乎还可看到,一是《荆楚岁时记》此节的汉魏本应是原本,而秘笈本则当是据宋代以后文献辑录;二是《荆楚岁时记》文本的散佚时代还可能从学界所谓“元明之际”提前,即使在唐宋没有亡佚,也当存在各种不同的注释本、增改本 。
  从文学作品看,唐人咏人日诗多怀人、庆赏主题,即使是杜甫“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表面似有以阴晴占岁之意,但实际也只是渲染出一种萧疏冷清氛围,并未直接指称阴晴占候之意,这是跟唐诗人日题材意旨相同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南宋作品中则有不少写到人日的占验俗信。如陆游“新岁逢人日,……霁景丰年象”(《人日》,有注云“今年元日至人日皆晴”)、赵蕃“元日虽晴人日阴,……未忧盈室无储粟”(《人日》)、方岳“年丰已卜晴人日”(《人日》之二)、魏了翁“天公只解作丰年”([朝中措]《和刘左史光祖人日游南山追和去春词韵》)、“祈麦祈蚕,来趁元正七”([醉落魄]《人日南山约应提刑懋之》);牟巘“老天着意尤端的”、“看年年、天际不曾阴,真奇特”([满江红]《寿赵枢密》);王沂孙“人日更多阴”([一萼红]《初春怀旧》)。这些南宋作家人日阴晴占候之作恰与唐人不同,反而跟北宋末、南宋初兴起的岁占风俗相互印证。
  宋代以后这种俗信自然长期流传。如明高濂《雅尚斋遵生八笺》卷3:“岁朝一日为鸡,……七日为人,八日为谷。是日日色晴明温暖,则本事蕃息安泰;若值风雨阴寒,气象惨烈,则疾病衰减。以各日验之,若人值否,思预防以摄生。”直至近代这种岁首占验的风俗仍在传承,但究其根源也应是宋代以后渐兴,不必在隋唐前乃至西汉时代即有其说。
  总之,就现存可靠文献说,岁后诸日增加八日谷名称及其阴晴占验俗信,当在两宋之际以后屡见称说。这样说来,秘笈本《荆楚岁时记》“人日”节注有“以阴晴占丰耗”一句,当然就是不可靠的文本。人日之说早有,惟其性质相对模糊,至于岁后诸日的占候更是晚兴之俗,因而我们要是由今本《荆楚岁时记》或伪本《东方朔占书》(及《京房占》等),不顾时代更替、文献聚散和民俗传承历史,就笼统判断中国古代人日属于岁占风俗,则结论亦似嫌过早。在董勋、宗懔、杜公瞻的时代即隋甚至唐以前,以人日为代表的岁首诸日,可能既非占候之日,也非创世神话的纪念,而基本是人畜生物的“年日”,可能具有一定的吉庆、护生、祈福意蕴。当然,隋世不磔不杀、招呼牛马的行事,也确实可能为宋代以后阴晴占候的观念留下生发演变的基础。但在文献依据上,董勋《答问礼俗》、宗懔及杜公瞻《荆楚岁时记》的原本,并无八日为谷及阴晴占验的文本。   (责任编辑:陈 剑)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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