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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社会史学者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史与传统政治史的关系，重新重视叙述的作用，比如很多学者提出如何针对传统史学中的事件来重新“讲故事”，但这并非意味着简单回归叙述与政治这些传统史学命题，而是旧瓶装新酒。其实这也是国际社会史学遇到新文化史挑战时的类似问题，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著名论文《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已经作出了回答。斯通注意到历史学最惊人的改变之一就是对于感觉、情绪、行为模式、价值以及心理状态突然增大的兴趣。叙述重新受到重视的首要原因就是人类学取代社会学及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学科。斯通的上述说法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情况，但的确很相似。前面已经提到，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以研究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区域社会史为特征，必然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实践效果突出，而社会生活与文化的研究实践并未有效展开，心态史研究没有太多的进展，社会史研究在这些方面未能充分彰显价值，其原因与社会文化理论吸收不足、学术理念转换迟钝有关。依据台湾学者卢建荣归纳的新文化史（即社会文化史）学术性格，主要在于下探民隐的尝试与由下而上的历史。与社会史学相同的是都注目于下层社会，但不同的是，社会史侧重人的行动，是具体可见事物，新文化史则强调人的行动背后的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因此，现在的社会史或许到了需要突破自身的时候，即引入新文化史的理念，进一步调整研究策略，将文化作为能动的因素，把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探讨他们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处理好“小历史”与“大历史”的辩证、互动关系，发展一种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这种“文化转向”可能会为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行龙：关于社会史今后的开展，还需要从学术史的脉络加以厘清，以便从新旧观念错综交糅的混乱中认清方向；需要对传统史学、对曾与社会史相对立的政治史研究主题进行认真反思。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有所推进。一是环境史（有人称之为生态社会史），它强调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探讨，让长期受到忽视的自然环境登上历史舞台。二是医疗社会史，余新忠、杨念群等人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这一研究还会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三是城市社会史研究，长期以来，城市社会史相对于乡村社会史要薄弱很多，随着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自觉，城市社会史的研究会引起更多关注。四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我们称之为“集体化时代”研究。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近年来我们搜集到数以千万计的有关集体化时代山西乡村社会的基层档案资料，多为村一级原始档案，如此建构出来的历史图景将更为真实、生动。可以说社会史已经是近30年来中国史坛盛开的奇葩，区域社会史更是方兴未艾、大有作为的苗圃，我们对此深抱期望，努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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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将中国社会史的发端追溯到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第一批开创性成果。1949年后，与社会史关系密切的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逐步陷入停滞，社会史研究本身也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发展之路，到上世纪90年代终于取得一批有代表性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其中有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张静如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冯尔康的《中国宗族社会》、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宗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等。
进入21世纪，又涌现了一批新成果，如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行龙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常建华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杨念群的《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等。
(来源：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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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 2009-03-24 07:1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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