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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如此大段地引用Pound的论述，旨在为他自己的观点铺垫。他是认为歌谣起于个人的创造的，原始的歌其主流是抒情的而非叙事的。而Pound关于歌谣的第一身（人称）和第三身（人称）的论说，朱自清并不同意，但Pound的论点，对他在后面《歌谣里的第一身与歌谣的作者》一节里阐述自己关于歌谣中第一身与第三身的观点，无疑却是一个重要参照。他写道：
歌谣原是流行民间的，它不能有个性；第三身，第一身，只是形式上的变换，其不应表现个性是一样——即使本有一些个性，流行之后，也就渐渐消磨掉了。所以可以说，第一身，第三身，都是歌谣随便采用的形式，无甚轻重可言。至于歌谣的起源，我以为是不能依此作准的。[10]
这是歌谣研究中的一个有趣问题，也是诗体论不可忽视的问题，可惜的是，朱自清的论述已经过去70多年了，民间文学界和诗界却好象还没有人做过超过他的论述。
至于《中国关于歌谣起源的学说》，朱自清的笔墨，主要集中在史前时代是韵文在先、还是散文在先的发生学问题上。作者说：“韵文先于散文，是文学史的公例，中国何以独异呢？”他援引了郭绍虞《中国文学史纲要·韵文先发生之痕迹》据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里的观点：“舞必合歌，歌必有辞。所歌的辞在未用文字记录以前是空间性的文学；在既用文字记录以后便成为时间性的文学。此等歌辞当然与普通的祝辞不同；祝辞可以用平常的语言，歌辞必用修饰的协比的语调，所以祝辞之不用韵语者，尚不足为文学的萌芽，而歌辞则以修饰协比的缘故，便已有文艺的技巧。这便是韵文的滥觞。” 朱自清既赞同郭绍虞的观点，又有所批评和补充。他写道：“郭先生着眼在诗；他只说古初‘先’有韵文，却不说‘怎样’有的。我们研究他的引证及解释，我想会得着民众制作说的结论，至少也会得着民众与个人合作说的结论。但他原只是推测，并没有具体的证据；况且他也不是有意地论这问题，自然不能视为定说。”[11]
在歌谣的历史、分类等歌谣理论问题上，作者广泛评述和吸收了前人（包括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如胡适的比较研究法和“母题”说，周作人、顾颉刚、褚东郊[12]等关于的分类法和儿歌研究，魏建功和钟敬文关于仪式歌的研究，等。我们不妨把这两章当作歌谣研究小史来看。但我们发现，作者最感到得意的，应是《歌谣的结构》这一章，特别是对歌谣的重叠的研究，这里面体现了作者作为诗人的特有的艺术感悟。他还在这一章之外，写了一篇同题散文（随笔）《歌谣里的重叠》，可证。那篇散文（随笔）这样写道：
歌谣以重叠为生命，脚韵只是重叠的一种方式。从史的发展上看，歌谣原只要重叠，这重叠并不一定是脚韵；那就是说，歌谣并不一定要用韵。韵大概是后起的，是重叠的简化。现在的歌谣有又用韵又用别种重叠的，更可见出重叠的重要来。重叠为了强调，也为了记忆。
顾颉刚先生说过：“对山歌因问作答，非复沓不可。……儿歌注重于说话的练习，事物的记忆与滑稽的趣味，所以也有复沓的需要。”（《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上）
“复沓”就是重叠。说“对山歌因问作答，非复沓不可”，是说重叠由于合唱；当然，合唱不止于对山歌。这可说是为了强调。说“儿歌注重于说话的练习，事物的记忆，……也有复沓的需要”，是为了记忆；但是这也不限于儿歌。至于滑稽的趣味，似乎与重叠无关，绕口令或拗口令里的滑稽的趣味，是从词语的意义和声音来的，不是从重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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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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