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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景春]民族记忆构建的民间文学方式
  作者:黄景春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1-04 | 点击数:4161
 

四  民间文学建构民族记忆

  为了研究文学文本的文化记忆功能,阿莱达·阿斯曼还对“文化文本”和“文学文本”做了区分。文学经典被后世反复阅读、阐释和仿效,因而文学文本也具有了文化文本的某些特性。阿莱达·阿斯曼在《什么是文化文本?》一文中对比了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不同,认为文学文本是个人阅读的、需要审美距离的、不断创新的、处在开放历史视野中的文本,而文化文本是以群体为受众、超越时间的、经典化的、处在封闭历史视野中的文本。“如果说文学文本的目的是为了享受,文化文本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为了毫无保留的身份认同。”当然,阿莱达所讨论的文学文本,仅指经典化的文字文本,对于非经典的、通俗的文学文本以及民间文学的广义文本,她都没有涉及。后来,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更进一步,把讨论的范围延伸到非经典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

  为了探讨通俗文学与文化记忆的关系,阿斯特莉特·埃尔提出“集体文本”这一概念。她首先引用扬·阿斯曼“文学文本只传递不受约束的意义”的说法,然后对集体文本做出界定:“集体文本产生、观察并传播集体记忆的内容”,“其中文学作品不是作为一个有约束力的元素和文化记忆回忆的对象,而是作为集体的媒介建构和对现实和过去解释的表达工具”。大量的集体文本,特别是通俗文学作品,作为记忆媒介发挥集体记忆的功能。这些文学作品将来也许会转化为文学经典,但绝大多数逐渐被遗忘,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出大量的集体文本,它们以互动中循环的方式不断涌现,构建并维系社会的、民族的文化认同。集体文本中的大部分个体都会被遗忘,但作为社会文化互动的媒介,集体文本所传达的历史感和价值观经过沉淀,进入到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按照扬·阿斯曼的说法:“在这种互动中循环着的,是一种经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即共同的价值、经验、期待和理解形成了一种积累,继而制造出了一个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和‘世界观’。”通过社会性的阅读行为,集体文本引导并陪伴人们对民族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人物、事件、制度、变革等进行思考和讨论,从而构建起了奠定于共同历史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同一性和民族身份认同。

  阿斯特莉特·埃尔对非经典文学作品的文化记忆功能的讨论,虽没有特别提及民间文学,但从她对通俗文学的界定可看出,其中也包含了民间文学,所以她的相关论述对于从新的角度考察民间文学的文化记忆功能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民间文学也具有集体文本的记忆媒介的特性,只是它的编码未必都借助于文字符号,而是较多地借助于口头讲述和演唱。民间文学文本发挥记忆媒介作用的方式不仅有阅读,还有聆听和观赏。阅读之于文字文本,聆听和观赏之于讲述和演唱,具有相同的意义传达功能。口头文学以更快的速度产生,也以更快的速度被遗忘,但也不排除一部分口头文本经过记录转化为文字文本,乃至于在随后的世代里成为经典作品。在特定的语境下,民间文学作为集体文本发挥记忆媒介的功能,表达特定族群的历史感和价值观,构筑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

  前文已经讨论过,中国民间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具有意识形态特性,到当代,民间文学与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结合更加密切。事实上,民间文学的政治特性源远流长,在中国封建时代,新王朝总是通过新神话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同时还用来证明旧王朝灭亡的必然性。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禹域九州”、“赤县神州”、“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概念,也是记忆政治的表现形式,是不同时期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各种努力的语词显现。这些努力的主要方式是利用神话传说构建共同的记忆,从而凝聚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民间文学在此维度上去回忆、讲述和建构,新的民族记忆也由此而诞生。

  当代中国民间文学的意义建构主要体现在国家政治认同、民族身份认同两个方面。当代民间文学以编创革命故事、红色歌谣、新民歌等手法推进国家的政治认同。这些故事和歌谣能直接支持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符合稳定当今政治秩序的需要,国家一直都提倡讲这样的故事,唱这样的歌,并通过书籍、报刊乃至中小学教材传播这类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歌词创作于“大跃进”时期,经作曲家改编成为电影《雷锋》的主题曲。歌中把母亲跟共产党做比较,母亲只生下我的身体,却遭受旧社会的蹂躏;而共产党的光辉思想让我获得了灵魂,勇敢地跟敌人斗争。相比之下,共产党比母亲更亲、更伟大。这首歌极力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因而五十多年以来在学校、政府和群众性的集会活动中一直演唱。这首由文人创作经作曲家改编而成的“民歌”,其出身并不是真正的民歌,而是一首编创歌曲,但正像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它被很多人当做了“山歌”。同时也应看到,当代有很多地方民歌被改编成“红歌”或“新民歌”,如从陕北民歌改编出来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东方红》,从甘肃庆阳民歌改编而成的《绣金匾》,从藏族民歌改编而成的《北京的金山上》,等等,不管原来是情歌还是酒歌,都被改编成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赞歌,并且跨越地域唱遍全国。国家掌控社会记忆,它需要这样的红歌,也需要此类红色故事,因为其中建构的记忆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

  民族身份认同是民间文学建构记忆的另一主要功能。虽然作为国家象征的国旗、国歌、国庆节以及相关的纪念碑、博物馆、教科书都能强化国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这些政治记忆远非民族记忆的全部。民族记忆可以追溯到历史的更深处,在神话、传说、史诗中,可以寻觅到民族记忆最稳固的核心。所以,扬·阿斯曼说:“在希腊,荷马史诗传承的过程就是希腊民族形成的过程。”在中国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格萨尔王》形成的过程就是藏民族形成的过程。汉民族没有史诗,但汉族的神话对民族身份认同起到重要作用。炎黄神话、伏羲女娲神话、尧舜禹神话、西王母神话、后羿嫦娥神话等共同构建了汉民族文化记忆的源头。神话叙述的不是真实历史事件,但神话总是屹立在民族记忆中的时间开端处。中国古老的神话,跨越千年时光,至今仍在被讲述。当今中国,无论民间人士还是知识精英,都会用神话阐释现实问题。中国载人航天器被命名为“神舟”、“天宫”,绕月飞行器被命名为“嫦娥”,从中可以看到神话作为一种记忆资源仍在不断被开掘和利用。古老的神话仍效力于当下。所以我们不能把古老的神话都称作古代神话,因为当代人仍然熟悉并在讲述,它们还是家喻户晓的“活态神话”。在近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这些“活态神话”陆续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它们的文化价值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

  (本文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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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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