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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建]“缪斯”与“东朗”: 文学后面的文学
  作者:徐新建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15 | 点击数:5684
 
 
  厄尔·迈纳是1983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美方团长,是他与钱钟书等一同开创了大洋两岸比较文学对话的历史篇章。也正因感受到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阵营这一事实的冲击,迈纳日益认同了艾金伯勒(RenéEtiemble)关于“比较文学终究要走向比较诗学”的预见,[32][5]而且还为自己起了一个用于对话的中文名字“孟尔康”。根据迈纳的论述,西方诗学以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为根基,在最初只偏重戏剧和叙事,故而在后世产生以小说为中心的文学观及批评理论就不足为怪。通过跨文化比较,迈尔指出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在内的非西方话语另成体系,它们以颂唱的诗歌为中心,显现为“情感-表现”型(affective-expressive)的诗学。如今,在全球关联的体系中把各自有别的东西方诗学加以比较十分紧要。然而由于“西方中心观”的长期影响,在实际的跨文化实践中每每表现为彼此间的不均衡。一方面,西方的各种机构长期助长了无视东方的不良倾向;另方面,处于边缘的非西方人士却不得不与西方话语看齐。结果——用迈纳的话说即出现了:“他们知道我们说知道的,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说知道的。”[33]
 
  面对跨文化对话中的这种不均衡格局,需要继续深究的是,从荷马到莎士比亚、卡夫卡直到近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和博客作家、电子游戏创作者,[34]由希腊传承的缪斯能借西学话语的强势在各种变形中不断重生,东朗——非西方世界“活着的荷马”,却在从“现代性文学”、“国别文学”到“破除迷信”直至“非遗”运动的历程中遭受“文学”话语与体制的重围而深陷困境。
 
  所以,如果说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一部漫长的《缪斯变形记》的话,现代多民族中国的文学历程则可浓缩为被literature日益围困的《东朗消隐录》。
 
  小结
 
  所以,笔者的结语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没有找到可以通约的“文学”,无论在言辞、实践还是阐释方面都没有。以英语的literature与汉语的“文学”为例,二者只存在表面对应,却未能全然相等。这样的局面导致了不同文论话语体系的对话困境,当然乐观地看,也为“文学”概念的阐发提供了继续扩充的余地。
 
  与近代引进的“数学”、“化学”、“群学”乃至“诗学”等翻译术语对照,“文学”其实是对Literature的错误翻译——其“学”无指,其“文”不明。虽经近百年的本土化历炼,该词语表面上似乎已约定俗成,能在使用者间进行意义传递,实际上仍语焉不详,各指东西。若要解决此难题,在我看来,首先就要突破近代以来的语词牢笼,解放汉语,让其回归本土传统的“文”之本义,至少返至《文心雕龙》所言肇自太极、与天地并生的“人文”——人造之文,亦即人类在自然基础之上的意象创造,包括一切与生命表述相关的书写、文辞、颂唱、歌舞直至连通圣俗的仪式和扮演。这样的人文与天道相通,体现人天关联的由内及外,故而“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35]若考虑到经历了几代人的使用积习而不便草率废除被误译的“文学”一词,不妨考虑以《诗大序》、《艺文志》到《文心雕龙》的汉语经典为依托,对这一特别的外来语重新注解,将其中的字义加以发挥。比如可就如刘勰那样将其中的“文”诠释为与天道呼应的人文——人化之文、人心之文,“学”则与“学而时习之”关联,指以心志外化为基础的后天习得;二者合称,即指“艺化的人文”和“人文的艺化”。那样的话,“文学”是名词也是动词,指六艺贯通的样态和实践。由此推衍,“文学的人”便是“兴于诗成于乐”的集大成者。[36]也只有这样,才可使汉语的翻译与其原本的西方术语大致对应,让“文学”一词代表集摹仿、叙事和抒情于一身的总名重任。
 
  当然,一旦连汉语也要回归自己的本相,同样的诉求就一定会扩展到范围更广的多民族格局,也就是说,在跨文化诗学对话的实践中,还需考虑多民族群体及多文学类型的存在。在中国,除了自晚清帝国便为人熟知的“五族”(满汉蒙回藏)之外,还有苗、壮、彝、侗族、布依、土家及维吾尔、哈萨克、鄂伦春、柯尔克孜……等数十个不同群体。他们不但拥有彼此不同的文学实践,也传承着独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或诗学话语——尽管都不用“文学”或literature这样的抽象总名统称,而会以特定的专名分别叫做Hxak mongl diel/Qend Hxak(苦歌/反歌)[37]、“多耶”(歌舞)、“合款”(立约)[38]或“吾查们查”(指路经)、[39]“撮泰吉”(变人戏)[40]……等等。
 
  这样一来,又该怎样对待世人无法就“文学的涵义”达成共识这一困局呢?我认为办法或许需要后退一步,往深处下沉,绕过对“文学”的定义,去探寻“是什么使文学成为文学”。
 
  从文学人类学观点看,我们应当关注与文学具有的人类性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人类具有的文学性。人类具有的文学性是人类生命的“内传统”、“内传承”,也即文学后面的文学。因此可以说,是人类生命的“内传承”而不是其他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传承。
 
  所以,即便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所谓的“文学危机”,此危机也并非像米勒担忧的那样,仅在于叙述体故事或印刷体小说在族别、国别或某文化圈内的表面终结,而是人类“内传承”丧失,也就是“缪斯”或“东朗”在世界各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黯然死去。就如英伽登在上世纪便曾指出过的那样:一旦偏离了人类与生俱有的创造本质,“没有从自我中升华的坚毅,人肯定要退回到动物性,而这是他死亡的征兆”。[41]
 
  到那时,我们就都会变成植物(或植物人),在枯萎后蜕化为化石或被制作成标本,遗留给来世的歌手——如果还有的话——颂唱和变形。
 
  危机的确存在。出路或许在于回头:回到起点,返归原型。
 
  在表述为何进行文学理论的跨文化对话时,厄尔·迈纳坦诚他是在“为人类的文学而歌唱”,目的在于“激起众多的缪斯一起歌唱”。[42]
 
  这话说的很好,但还可再补一句:要让更多的东朗们一起参与、和声传唱。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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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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