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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间信仰传承扩布的动力与策略
任何一种民间信仰的生成，都是特定的文化主体在具体生境中的文化应对与历史表述;而民间信仰的变迁与演化，也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与文化主体所处生境的变迁密切关联。“秃尾巴老李”信仰出关后，移居辽西的山东移民在沿袭原有文化记忆的基础上，依循文化固有逻辑，对这一民间信仰予以重新建构，融入了生境变迁后的调适性应对，从“秃尾巴老李”信仰到“李龙王赶香烟”，这一信仰在辽西的演化形态，凸显出民间信仰所具有的文化策略本质。
从民间信仰的建构与演化机制来看，其在生成与演化的进程中，信仰的持有主体一般都能根据外部生境的变化，自觉运用原有的文化经验和民间智慧，将原生文化所建构的信仰象征符号以及权力话语予以巧妙地调适，使其成为新的生境中民众接收和认同的地方性知识，并且基于本群体以往的集体记忆和对原来信仰事实的理解，重新建构起一种具有地方性和本族群文化属性的民间信仰话语体系。前面提到，至清代中期，由于山东移民的大量涌入，辽西区域原有民众生活世界的固有平衡被不断打破，对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争夺，对劳动力市场格局与利益的失衡和重新划定，不断酿就当地民众群体与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在该区域人口比例不断扩大的山东移民群体来说，在原有历史记忆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民间信仰，重新配置移民群体在该区域的自然与社会资源的占有份额，成为化解区域内本土居民与外来者之间社会矛盾、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策略性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喀左大杖子村的山东移民对“秃尾巴老李”这一文化传统资源的重组、修正与强调，对“李龙王赶香烟”活动的发起、完善与传承，实为一种文化策略，可谓与闯关东群体的生存利益密切相关。
当然，辽西地区的山东移民在发起“李龙王赶香烟”仪式之初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信仰所具有的文化策略性质，也不一定清晰地认识到“秃尾巴老李”信仰是一种在辽西民间建构“我群”边界与历史，在移居地的生存博弈中扩大话语权，做强族群形象及集体记忆的可资利用的象征性资源。但是，当“李龙王”这一具有权威性的神祇形象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辽西民间社会之后，对于饱受干旱之苦的辽西各族农耕民众而言，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具有可靠依据的信仰对象，得到区域内不同社会阶层的普遍认同。事实上，在对原有民间信仰的调适、转化、建构过程中，这一象征性资源已经成为山东移民群体强化认同与内聚力的文化利器。可见，民间信仰就是一个群体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所建构的一种历史记忆与历史表述，它是群体对所记忆的历史事实的理解和阐释，是为强化群体认同和巩固群体凝聚而进行的策略性表达[9]。需要指出的是，会首是具有文化权威的乡村生活领导者与民间精英，他们掌握着丰富的区域知识，比一般民众对本族群文化有更清醒的认识，也表现出更高的文化自觉，同时，他们也是文化传统基因的积极携带者，从最初的文化建构到后来的文化传承，他们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间信仰是人类文化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探究人类心智活动的切入点之一，还是从社会生活视角对历史的叙述。它作为反映广大民众内心世界的一种物化形态，较为真切地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民众的生活风貌及心路历程。越是古老的信仰仪式，历史感越强，经过长时期的传承而具有特殊的文化史价值。定居辽西喀左的山东移民及其后裔没有忘记历史上为开发东北作出重大贡献的移民前辈，没有忘记这些前辈落脚关外之后经历的痛苦而惨烈的生存适应过程。大杖子村“李龙王赶香烟”以民间信仰仪式与习俗传统的形式记录下了这一重要的历史，并将继续以这一形式承传着这一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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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9]肖青.口头叙事与村名之争：一个村寨历史记忆的建构[J].广西民族研究，2008(1).
（本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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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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