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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把关人的学科自觉
“把关”的概念由美国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社会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 1最早在哎群体牛活的渠徽､一文中提出｡他认为,食物从生长到变成餐桌上的佳肴这一进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这些把关人决定着食物的去留和品种｡1947年,卢因将“把关人”运用于传播学研究,认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人传播通道｡31怀特(D. M. White) 1950年将 “把关人” 传播理论再度发展, 他认为, 从新闻事实到稿件见报这一过程中, 存在着决定是否刊出新闻稿的把关人, 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 决定哪些内容最后与受众见面｡怀特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 “输人信息一输出信息=把关过滤信息”32｡怀特的理论采用个案研究法, 聚焦于把关人, 将把关行为的内核凸显出来, 这是怀特研究的主要价值所在｡“把关人”理论在宗教人类学研究中当然值得借鉴｡前述田野工作过程中,研究者重视中老年信徒资讯收集,而忽视青年信徒资讯,偏重于对信徒资讯的调研,而漠视对非信徒资讯的收集,等等,均属于研究者作为“把关人”不当的田野行为｡
此处引人“把关人”理论的用意,主要是针对既往研究中程度不同存在着研究者超然立场的偏离倾向｡换言之,不论是历史学者主导的偏重社区信仰历史研究､社会学者驾驭的社区信徒研究､还是人类学者亲身主持的社区信仰田野工作,其成果必须受到严格的检验｡读者若细密冷静地阅读之后,或有这样的感觉:作者在书中的措词行文､调研倾向以及事件评估,总会偏爱信徒一端,而对非信徒､地方政权以及异己存在,不免冷淡很多,两类叙事色调已经形成一定的反差｡有学者讨论清季教案中的信徒遭遇问题,通篇之内对教内人士的遭际倾注眷眷同情,而对反教士绅和官员之言行分析并未深人时境,在其文献并不足征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倾向明显折射出“把关人”欠缺了超然中立的“他者”意识,其史学文献功夫之浅陋固不足论,而其人类学的学科意识之淡漠由此可见｡即便是研治当下之社区信徒群体者,其调研问卷设计､访谈安排以及读经会的细描浓画等,各种田野作业无一不显示出偏重信徒,而对反教倾向､叛逆情感､疏离宗教信仰､政府介人方式等有意淡化,甚至站在信徒立场,“旁观”那些异己力量的“表演活动”｡
以提出文化和宗教解释理论著称的格尔茨,曾经对人类学研究者的“移情”问题有过讨论｡他认为,“移情”并不需要研究者变为当事人,当其在一个地方进行田野工作时,他虽然生活在其中,有所体会和感悟,通过自己的体验逐步接近当事人生活的世界,明白当事人所思所想｡但是,必须意识到,研究者的观点不可能等同于当事人的看法｡人类学者对异质文化和当事人的观点必须保持“经验接近”(experience-near)与“经验远离”( experience-distant)的程度差异｡前者是要求使用当事人的概念语汇恰当描绘当事人的文化建构,后者则要求使用学术语言来描述所研究的异质文化｡格尔茨这种“移情”理论,是对研究者“中介”身份含义的另类解释｡33正如罗红光先生所概括的那样,人类学家“受制于一套严密逻辑和习惯术语,并决定了它的表述结构｡用我们的一套术语(系统)再现地表述另一套知识系统的术语,它是一种关于表述的表述｡”因此,将会出现“理解之理解”｡34当学人将社区宗教作为研究对象时,他就是一个“把关人”,他必须学会“移情”,学会“理解之理解”,时刻对自己的所思所想与研究对象保持一段刻意分割的距离,如此,中介者在情感取向上才会超然姿态｡这是一种学科自觉,正如史学要求研究者必须“走进历史,又须做历史的超然者”一样,人类学者也必须做到“进人田野,而又要远离田野｡
这种学科自觉本属极易理解的问题,但是“知易行难,,,无论多有成就的学者,总有放松自己学术警觉的时候｡一旦这种警觉心理出现真空,其民族志撰写中,田野文献信息的剪裁便会极易出现取舍失衡､情感错位的缺陷,如此一来,作为整个社区信仰研究的“把关人”,自然会产生非理性的厚此薄彼,不自觉的堕人“当事人”一方｡而“跟着感觉走”的结果,很可能使该项研究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受到质疑,更难以面对后来者严格的学术检验｡认真领会“把关人”理论,保持人类学的学科底线,将是创建学科自觉意识的不应绕越的一环｡
五､结语
宗教人类学引人中国后,在宏观理论发展､社区个案研究､特殊社群研究､宗教事件解读等各个领域均已产生丰硕的成果,这是近年来宗教学学科发展较快的一大领域｡随着国内学术机构对这一学科的认识不断加深,西方学界流行或曾经流行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形貌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结构功能理论､拟剧理论､仪式理论以及文化解释理论等,均在我国学人的研究实践中有所借鉴,并以之运用于诸如社区信仰研究等领域,从而涌现出若干有一定影响的论著;中青年学者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背景下,纷纷开辟新的研究课题,以期与西方早已卓有建树的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等学科实现接轨;西方学界凝练的学科标准和学术评价规范亦整体上指导着国内学界同仁的学术实践和教学活动｡这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常态现象,初期的萧规曹随阶段,理应得到理解｡
然而,知识生产和智慧创新并非西方学界的专利｡本土的社会土壤和精神世界自有与西方世界迥不相同的成分,即如广裹中国的各类社区,其信仰体系､信众生活､信徒结构,总有其独到特殊的异质系统｡学人所受训练,尽管借镜西方,但其依托中土文化资源所迸发的创造潜力不应被低估｡庄孔韶先生尝言:“世界人类学史上连续展示的理论与方法,并不是为了挪用和套用,而仅仅是为了协助我们在新的田野考察中发现思想的转换､提升与创新”,赵旭东先生进而提出了“中国意识下的田野工作”的观念｡循此而论,学人理应有勇气也有才智敢于以自身的精深研究突破西方的既有框架,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社区宗教信仰研究天地｡然而,目前相关学科共同介入产生的学科落差､田野工作的粗糙化现状､研究者“把关人”身份的模糊状态,必然会阻碍着学科超越的步伐,只要学人不尽快摆脱这种乱象,快速走出迷离游移的狭境,我们的目标就难以达成｡尽管宗教的体验可能是虚幻的,但是当下学人对学科现状的感知不应虚幻,而应时刻抱具凛凛警觉,如履薄冰,才会踏上追越世界学科前沿的坦途｡
(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引用请参照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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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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