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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英 李勤]族际关系对中缅北界傈僳族的跨界迁徙与民族认同的影响
  作者:高志英 李勤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11-03 | 点击数:10241
 
因国民党官员的贪婪引起的傈僳反抗事件屡屡发生,也导致傈僳西迁缅甸。“过去国民党派到福贡的官,对地方没有一点建树,只是剥削一点就走了,然后又换来一个,人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史国英任福贡设治局长,一个案子要罚款几十两,并加重其他税款。另外他兼做生意,无钱买的让你赊,限期付款。到期不能付款的,就被拉到县府扣押追缴,人民为此而出卖田地、儿女的很多,激起了公愤”,[6](P12)傈僳人拿起弓弩、大刀,打进衙门杀死了史国英夫妇,和他的师爷、舅老爷、伙夫等九人。[6](P10)国民党调集常备军和陆军官兵一千六百多人,对起义者与无辜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使得福贡县的傈僳族百姓700多户六千多人背井离乡,逃往缅甸。⑤
此外,傈僳与“汉商”的矛盾隔阂也很深,不堪汉商剥削西迁缅甸的傈僳也不少。“知子罗行政委员董建芳(鹤庆人)就任时带来鹤庆汉商刘子明、刘显清二人,官商合资在知子罗开设‘天宝号’,卖布、煮酒、卖盐。本来一升包谷可以煮六碗酒,但是‘天宝号’只卖给一碗。喜欢吃酒的傈僳族人民,每年被‘天宝号’剥削去的包谷,不知有多少斤”。[7](P4)一些“汉商”常常凭借国民党势力,甚至有些人还担任了国民党的基层官员。如张连逵任国民党福贡设治局的检察委员,李恒丰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这些亦商亦官的“汉商”用煮酒、不等价交换和高利贷等方式,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掠夺和剥削。他们大多空手而到这里,有的不久即成为富户。“此间所称之汉商,实际包括有其他职务而以经商为副业的在内”。④ 维西人李恒丰,汉族,原是进来福贡给人做帮工的,后来用薪水做本钱到兰坪县营盘街买来盐,在福贡高价出售,然后用换来的粮食煮酒、做豆腐、喂猪卖,进行不等价交换。利润越滚越大,积存了的钱又用来放高利贷,朱米都村傈僳族村民何阿珍因还不起高利贷无法生活,逃往密支那后不久即死去。⑥ 怒江汉商中如李恒丰这样发迹者并不少,当然如何阿珍这样被逼逃往缅甸的也不少。
军事镇压、政治统治、经济盘剥,使“傈僳对外来人之态度一般言之为畏惧疑忌,盖傈僳因常受汉人之压榨剥削,故认汉人多数为凶狠刁狡”。④ 而“汉人中实际有一部分属么些(纳西族)与民家(白族)人,但彼等自认为汉人,一般人亦以汉人称之”。⑥ 因此,民国时期傈僳族与所谓汉人的关系,也包括与纳西族、白族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汉人是被优待的,不纳政费,不应夫役。和设治局有关系的汉人,设治局还可以给他们派民夫。傈僳、怒族、勒墨都不敢得罪汉人”。[6](P10)“驻傈僳社区之汉军,以及贸易边地之汉商,多系奸诈之徒,自私自利,盘剥傈民,欺之侮之,用种种伎俩而凌辱之,蹂躏之,戏弄之,俾傈民无以自容,无以自忍,无以自耐,饱受着诸多不平条件所压迫。是以傈僳自由之天赋,似有被汉人夺去,竞相谓曰:‘汉人没有好的,乌鸦没有白的。’对于汉人之印象,有如是只恶劣焉”。④ 显然,“汉人”进入怒江,不但使傈僳与其文化差异性凸显出来,而且因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加深了心理隔阂,使傈僳的民族意识更加强烈。这过程中,傈僳族西迁中缅北界未定界事件屡见不鲜。
 
五、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下的傈僳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
 
1949年,怒江地区和平解放,傈僳族摆脱了异族土司与国民党设治局的统治,也结束了异族商人剥削的历史,尽管因历史上长期不平等民族关系的阴影一度存在,也因1958年至改革开放之前曾经错误执行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的负面影响,导致一部分傈僳人西迁缅甸。但是共产党执行、倡导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中国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主流,傈僳族对享受到许多优惠政策而皆有切身感受:首先是傈僳族成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与其他民族有着同等的民族生存与发展权利;其次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在中国云南,除了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之外,在各地傈僳族聚居区成立了傈僳族乡,傈僳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享受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优惠;第三,傈僳族作为跨界民族,大多居住在边境地区,因而还受到兴边富民等特殊优惠政策。
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之间交往的频繁,促使傈僳族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和强化,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傈僳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其对自身的权利给予了更多关注与诉求。这在一些傈僳族精英身上较为突出。他们在自身努力与共产党培养之下,在政府、学界、经济等层面为傈僳族赢得地位与声誉,也在傈僳民族凝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如怒江州原副州长和金玉自己筹资拍摄了傈僳族第一部电影《怒江魂》,鼓励缅甸傈僳学会会长撰写缅甸傈僳族史;原州长邱三益退休之后,自筹资金在怒江开办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园,吸收大量傈僳族劳动力,其中有来自缅甸的傈僳族民工;保山市政协主席胡应舒长期积极扶持帮助傈僳族青年求学成才,同时在研究傈僳族历史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还亲自带着傈僳徽章、电视机、电脑等前往密支那,赠送给缅甸傈僳学会;云南傈僳族学会会长鲁建飚积极致力于傈僳学的创建发展,邀请缅甸傈僳学会参加2009年世界人类学大会傈僳族文化专题会议。他们来自不同的傈僳居住地,共同的特点是其关注视野已经超越了地方、区域的范围,而放到整个傈僳族层面上,甚至包括缅甸傈僳族。于是,傈僳族的民族凝聚力、民族认同感就不仅局限于国内的傈僳族范围之内,同时也影响到了国外的傈僳族当中。而他们作为民族精英,被中国各地、被中国与缅甸的傈僳族所共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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