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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书在理论探讨上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严谨的实证性研究。西方的“口头程式理论”主要成形于对“荷马问题”的解答，力图打破静态的文本分析，而转入前南斯拉夫的一系列田野考察的比较研究来验证理论的假设;而本书立足于中国蒙古史诗的当前的客观实际，在方法论上就没有亦步亦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从立论与论证过程看，他基于蒙古史诗传统的盛衰与变化，集中清理史诗《江格尔》多样化的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的复杂关联，并在实地的田野观察中主要依靠民族志访谈，把既定文本放到了正在隐没的演唱环境中进行对照和还原，从文本阐释中引申出个案研究的普遍性意义，也在一定深度上揭示出口传史诗的演变规律及其文本化过程中的诗学涵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理论思考，才能修正西方“理论先行”的局限性。所以，这里一再强调本书的实证研究路线，是我们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的。
此外，我要顺便提及的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精审深细的诗学分析，是朝戈金同学这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又一个特点。“论必据迹。”在清理了文本事实之后，他直接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工作步骤：参考国际史诗研究界共享的分析模型，根据蒙古语言文法特点和史诗传统特征，设计出6种具体的文本分析方法，是自成一体的。在此基础上，严格甄选出了一个特定的史诗诗章作为主要案例，即冉皮勒演唱的《铁臂萨布尔》，再辐射其他《江格尔》史诗文本，从而循序渐进地就“程式句法”的各层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诗学分析。说到具体的操作也是有其独创价值的。例如，本书首次采用了电脑数据统计法，从而构造出“句首音序排列法”，由此系统地揭示出蒙古史诗从词法到句法的程式化构成方式。这种引证分析是需要相当大的工作量的，可见他十分重视从民间口头诗歌的具体特征来阐发其论点，其索解过程的复杂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畏枯燥、单调、繁琐的钻研精神，在年轻一代学者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荷马的作品虽然被各时代的人用种种不同的理由鉴赏着，但是，她仍然有着那一定的客观的艺术价值。(《诗心》)
这种艺术价值便可以通过诗艺分析而得到印证。我过去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我们在民间文艺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疏忽──我国少数民族都拥有着一定数量的口头韵文作品，在这种民族的艺术宝库中，大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诗学，即关于诗节、诗行、音节、押韵等一定形式。这种诗学是跟他们的整个诗歌艺术密切不可分离的。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对于民间诗歌的着眼点，只放在作品的内容方面，而对与它紧密相连的艺术形体，却很少注意。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偏向……这从研究的成果说，那么将是残缺不全的;如果从民族的、人类的诗学说，那么更是一种“暴殄天物”! (《进展中的民间文学事业》1981年《百科年鉴》)
对于一种文化现象，仅用一种理论去解释是不够的，现在不少学者提倡多角度的研究。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日本译作“机能论”)，普罗普的民间故事31种机能说，对于特定文化传统中的故事现象，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但将它移植到史诗结构分析，去解释它同其他民间叙事文学在母题上的关系，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但是不是就很全面?毕竟史诗是韵文体的，在叙事上肯定有其特定的方式。用诗学的观点分析问题，才是史诗研究的一种重要角度。正是在这样明确的思想指导下，朝戈金同学下了几年的苦功，吸收西方当代的口头传统理论，反观漫长的蒙古史诗传统，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用丰富翔实的例证，写出自己的蒙古史诗诗学。
我希望这种注重探索民间口头诗学的风气，迅速扩展起来，也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从蒙古史诗诗学扩展到各个民族的诗学。它不但将使我们在某一特定民族的民间诗歌的研究上更全面、更深入，也将使我们综合的史诗学、乃至民间诗艺科学的建立，有着可靠的基础和光辉的前程。
应当指出的是，本书只是朝戈金同学研究史诗诗学这个大课题的第一步，根据他的研究方案，还有一系列环节尚未展开，因此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平均用力。至于史诗理论的探索也同样需要继续深拓和发展。“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史诗的“程式化”因素和“非程式化”因素及其相关的民俗涵义，做进一步的研究，以从整体上逐步完善史诗理论研究这个有益的学术工作。此外，还应继续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争取在更广泛的案例分析中，检验、校正、完善、充实史诗学的研究。
四
平心而论，中国的史诗研究并不落后，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在国际上引起应有的重视，其中一条，我看就是尚缺乏理论上的梳理和总结。比如，西方古典史诗理论所研究的是印度-欧罗巴语系的作品，在中国史诗情况就比那里的更为丰富，层次更多，可能有些理论就不能无限制地使用。比如史诗的界定，把这个主要针对英雄史诗的理论过泛地去用，就不一定合适于中国南方诸多民族多样化的史诗类型。我们应该在理论上对南方史诗做出较为系统的类型学研究，这样无疑也会打开国际史诗学界的视野，丰富世界民族史诗的长廊。
另外，还要注意一种偏向。近代中国曾经有过“西学中源”的一派，大凡来自西方的学说和理论，都要进行一番源自中国的考证，以便惟我独尊地说一句“天朝自古有之”，就怡然自得地停滞不前。关于“程式”或许有人亦不以为然，认为我们可以在过去的故纸堆发现这种类似的总结，有如前文所述的“陈言”、“套语”等等，只不过我们的古人没用“程式”二字罢了。我们应该认识到，那样的总结往往都是片言只语的，或片断化的，缺乏系统的理论概括。我们也应该认真反思，为什么我们过去就没能从中去进行一番科学的总结，从而理直气壮地肯定民间口传文学之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力，从而得出一个有高度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概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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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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