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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客家山歌与吴声歌曲特别是子夜歌的渊源关系，从音乐内在特征的角度，蓝雪菲也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唐宋前江淮地区最有影响的民歌当追溯至南朝的吴歌，而且这“吴歌”与晋永嘉之后东迁的中原移民尤有关系。《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六朝的民歌，从晋代的东迁开始，便在文坛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民歌大多数是长江流域的产品”，是“中原的人，迁到了江南”之创作。“六朝的民歌，总名为‘新乐府’”，“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和冯惟讷的《古诗纪》里都把新乐府列入‘清商曲辞’里”，在清商曲辞里，有吴地，即太湖流域的歌谣“吴声歌曲”及长江上游和中游的歌谣“西曲歌”之分。［14］（P86－87）如果说客家的近源乃唐宋时的江淮地区，那么客家应携有当地“吴歌”乃至“西曲”之遗传“基因”，因为从吴歌中最杰出的代表“子夜歌”来看，它和客家山歌的关联有四点，虽然其中三点具有一般民歌的普遍性。如其一，子夜歌是“慷慨吐清音，明转出自然”，是“声势出口心”；客家山歌是“山歌越唱越出来，好比青龙翻云海，云海翻腾龙张口，珍珠八宝吐出来”。其二，子夜歌的内容为男女思情，“在以子夜为名的一百二十四首（原注，实际只有123首）民歌里，其情调是很单纯的，不过是恋爱的歌颂而已”。［14］（P87，98）而“客家山歌有名声，条条山歌有妹名，条条山歌有妹份，唔搭妹子唱唔成”。其三，子夜歌有男女对唱之形式，张紫晨《歌谣小史》认为：“吴歌中出现的种种赠答体，是民歌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南北朝以前的民歌还不多见。它在此时，出现较多，并非偶然，它的渊源，见于国风，发展则在南朝……待到明清与近代，则随处可见了。”［15］（P23）客家山歌也是以对唱为主，“你有山歌就唱来，马上随口就跟来，天南地北尽管唱，老妹一人对得开。”而第四点，子夜歌中多用谐音双关语，客家山歌也是以双关语为主要特色，这是子夜歌与客家山歌较为特殊的共同点。［16］（P277－278）
总括上述，笔者以为客家山歌的远源虽可追溯到《诗经·国风》及荆楚民歌、南朝吴歌的传统，但近源却主要来自包括畲、瑶在内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换言之，它的源头有多种，《国风》之外，吴、楚文化，盘瓠蛮和百越文化，特别是闽越文化，都是其重要源头。
这里要稍作讨论的是《国风》中《周南》、《召南》的地域范围。
据周秋良的研究，《周南》、《召南》之“南”字是方位词，“《周南》、《召南》作为《诗经》中的民歌，它反映的应是那个时代某些南方地域的土乐，与其他国风的性质一样。”“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召南是召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周南》、《召南》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是包括着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据《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武汉一带，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腹心地区。所以‘二南’诗篇，应多是产于这一地的楚歌谣。”再从内容来看，“《周南》《召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记南方之地，写南方之物，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俗风情，初步显示了南方楚歌的特色。”总的说，“《周南》《召南》具有鲜明的南方文化特色，应属于南方诗派，是楚辞的先声。”［17］如此说来，即使说“客家是汝南的遗民，就是《周南》的嫡裔”，客家山歌的远源，还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范围的南方歌谣。我们可以说客家山歌继承了《诗经》的文化传统，但具体地说，是继承了《诗经》中以《周南》、《召南》为代表的楚文化传统，而不是其中的中原文化传统。至于论者以“客家先民不少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形成了客家这个高文化层次的民系，许多人谙熟诗词歌赋，对于这个民系的民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来论证客家山歌根在中原，更是想当然之辞，是经不起推敲的。从学理和实证两方面来看，客家山歌基本上是南方文化的产物，它的根不在中原，而是在闽粤赣边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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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紫晨．歌谣小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16］蓝雪菲．畲族音乐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7］周秋良．《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地域性特征［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本文原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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