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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鞠惠冰博士所言，“意象形态与符号消费有助于培养消费者的“自我”观念，通过不断经历具有符号和情感因素的消费活动，消费者可以实现生理和精神上的趋乐避苦，并对这种经验加以组织、解释和系统化，逐渐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快乐观和自尊感。这是消费主体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合谋，这不是文明的危机，而是一场将社会从过去僵硬的文化规范中拯救出来，催生一个更加灵活、更加多元、更加个人主义并且符合时尚要求的社会的集体运动”，“很明显，消费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与生产活动相对的对于产品的吸纳和占有，它不同于过去那种把生产看成是主动的，把消费看成是被动的认识。今天的消费是一种‘能动的关系结构’，传统的关于竞争的意识形态已让位于所谓‘自我实现’的哲学，新的主题不再是获取物品，而是通过消费而达到个性的实现。”［25］因而，消费社会在消解着文化遗产的原本意义的同时，也使文化遗产的消费与生产不再是结构的、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抵抗，而是把社会和文化，包括文化遗产本身依照消费理念进行了重新安排。事实上，真正的消费并不是使所有人、所有文化越趋越像，而是强调每一位消费者、每一种消费对象的多元性。文化遗产既成为一种创造的资源，也成为一种创造的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遗产最初的本真性亦因被消费逻辑强调而找到了它在消费社会系统中的位置。
六、小结
数字媒介技术环境使传统文化遗产传承方式、数字传承者的思维方式、表述方式，乃至人们的遗产观……一点点发生着变化，至今已开始呈现出某些质的改变。在革命性的媒介改变和颠覆性的技术运用下，博物馆和各类知识共同体“关于文化遗产保存和表述的基本性的前提都必须重新考量、重新理论化、重新进行假设”［26］，这已经成为国内外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新的主张。
文化遗产事象在新的数字媒介中，也在数字传承者的心中不断地发生着显影、呈现和变化，而数字媒介带给文化遗产传承的影响，也在一种纷繁变化的状态中显影着，呈现着，并变化着。而我们深深地知道，这种变化还仅仅是个开始。
参考文献：
＊本论文为云南省哲社规划项目“传播生态学视域中的云南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YB2009043）
［①］“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中一句响亮的口号。他们追求生活的真实，表现方法上注重平凡景象细节的运用。
［②］指受众对它的接受并非是通常一成不变的顺序，而是众多潜在路径中的一种在事实空间中的实现。参见黄鸣奋．超文本诗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516．
［③］叙事学中把故事（事件）关涉的人物按照其引起或经历功能性事件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类型的行动元，如主体与客体，施动者与接受者，帮助者与对抗者等等。同一角色可以充当不同的行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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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Fiona Cameron , Sarah Kenderdine. Theorizing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 : A Critical Discourse .Cambridge,Mass. MIT Press,2007.ppx
（本文原载《理论月刊》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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