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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故事文化的顶级品牌
陈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故事会》，出版满500期，创造了“小小的刊物，大大的市场”的佳绩，她以质朴面世，以温暖感人，坚持“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任凭市场风浪起，始终傲然领风骚，成为中国原创期刊的第一品牌。
《故事会》肇始于中国文学的传奇叙事，她自身也在塑造着一部传奇。其市场影响力、品牌号召力历久不衰的秘密，是编辑团队崇高的使命感与不竭的创造力。他们以民间、民俗、民情突出刊物的民族性，以新风、新潮、新路凸显刊物的科学性，以贴心暖心、大俗大雅彰显刊物的大众性。他们始终坚持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自己的办刊定位，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经济大潮中，不偏不倚，毫不动摇，始终走中国故事的专业化道路，常办常新，从而获得了成功。同时，针对作者队伍创作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通过持续不断的故事理论培训和故事沙龙活动，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故事作者。为提升刊物的内容质量和稿件水准，主编和编辑以做导演式的编辑为己任，充分发挥现代出版活动中编辑的作用，体现了编辑的主导性价值。其间，刊物建立了完整的策划、组稿、选稿、审稿、加工、修改、集体审读和校对的流程，形成了一套持之以恒的科学的管理制度体系。可以说，刊物的这种准确定位和专业化编辑团队的形成，已成为《故事会》的独特资源和核心竞争力。
《故事会》始终准确把握社会的脉搏，充分发挥大众文化的传播功能，这是三十多年健康发展的动力与源泉。文化在更新，时代在变迁，500期之后的路怎么走？需要我们去探索。在我看来，建设故事文化的完整产业链，打造中国故事文化的顶级品牌，是《故事会》未来一段时期发展的方向。当前，数字化大潮已对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给出版业提供了转型发展的各种机遇。读者的阅读需求在变化，阅读习惯在改变，阅读的载体日趋多样化，市场、渠道和广告营收也都处于翻天覆地的重组进程中。未来一个时期，《故事会》要在把握正确导向的前提下，继续坚持内容创新这一根本，以创建中国故事文化的顶级品牌为目标，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和数字手段，将书、刊、网站、数字产品和与读者的互动服务融为一体，构建立体的完整的故事文化产业链，做大产业规模，继续不断地创造中国出版业新的传奇。
只要人还在，故事就会不断地滋生、流淌
陈勤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在新媒体和新的传播形式的冲击下，传统的故事还有它的生命力吗?我以为还是有，因为故事，作为人类的文化样式之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面对着宇宙自然界难以解读的现象以及社会人生的种种困惑，人们渴望得到理解和慰藉，这就形成了精神文化。故事就是这种精神文化的一盏明灯，照亮了社会人们心灵中对人生哲理、思想美德的追求和理想生活憧憬的前进方向。
我国著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故事，就是这样。这个故事产生在东晋，千百年来广为传颂。今天有关梁祝传说故事的各种艺术作品，仍在时而涌现，这是为什么？一位意大利学者曾经讲过：“民间故事通过对人世沉浮的反复验证，在人们缓缓成熟的朴实意识里为人生提供了注脚。这些民间故事是人类潜在命运的记录”。时代变了，但人类男女两性婚恋家庭关系的格局依旧，人世婚姻潜在命运的走向，仍然在沉浮。
时光流逝，当今新故事表述的形式与传统相比，呈现多样化，可看、可读，甚至在新媒体传播。新故事之所以能流行，关键在于它契合着社会人生发展的脉搏。故事的产生和流传是不能脱离社会人生的，这种活的文化力量，是我们社会人生中的一个实体，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人还在，人生的故事就会不断地滋生、流淌。
在文化时尚的潮起潮落中坚守品位、树立标杆
徐炯（文汇报总编辑）
这个研讨会是纸质出版物相互启发的非常好的机会。《故事会》编辑部对稿件、刊物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令人感佩。
这两年一谈到纸质出版物，很自然就会谈到网络媒体的挑战和一部分读者的流失。但我总觉得在我们积极向电子出版物逐渐转型的过程中，始终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第一，如果在纸质媒体上，你的内容不能保持高的水准、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不能有高的品位，就算搬到网上恐怕也是会失去读者的；第二，在看到自己的传播手段相对网络来说有所落后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优势，看到自己能够拥有并且保持这些优势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在办报或者办刊的过程中，有哪些传统是需要不断的传承和发扬的，还需要哪些创新来弥补自己不足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责任。作为同样有品牌、有历史、有传统的报纸，《文汇报》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承担自己的责任，大力宣传像《故事会》这样的纸质媒体品牌的成功经验，让更多的人获得启发。
故事构成了一个族群对自身历史的共同记忆
骆玉明（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的文化最初也是通过故事形态凝集起来的，可以说故事乃是民族文化的晶体。神话故事，阐释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由来；历史故事，叙述着先人的足迹和英雄的事业；魔怪或精灵的故事，则把活跃的想象引入奇异的境界。中国早期的史书，像《春秋》一类只是简要的大事记，而《左传》一类则包含了许多故事传说的内容，我一直认为这部分内容其实是口传文学转化为书面记载的结果。像关于晋文公重耳早年由于内乱而长期流亡的记载，既包含了重要的基本史实，同时也像荷马史诗中奥德修的故事一样，属于“王子”落难、流浪、复归的故事母题。故事构成了一个族群对自身历史的共同记忆，人们通过各种故事建立了对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认同。
当社会对人构成压抑时，故事是一种反抗和心灵的自我解救。中国人都熟悉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他是一位文学天才，却由于在科举道路上始终不顺，生活困顿，才华得不到实现和认同。蒲松龄就在乡间道路旁摆设茶摊，请过路的人喝茶抽烟，讲故事，然后把收集来的故事加工，最终写成了古典名著《聊斋志异》。那些美丽动人的狐精花仙的故事，是作者人生向往的寄托，它使枯涩的生命获得诗意，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说到《故事会》这本刊物，它真正兴起，是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初期；而最初引发轰动效应的直接原因，是整理发表了一系列“文革”年代民间流传的传奇故事，诸如《恐怖的脚步声》、《蔷薇花案件》等。这一类故事的产生，正是源于人们对无穷尽的运动、斗争和虚张声势的政治高调的厌倦乃至厌恶。看起来，故事本身并不包含直接批判“文革”政治的内容，但事实上，它们却反映着回归民间趣味的要求，是一种对社会压抑的反抗。《故事会》和它的核心人物何承伟在当时作出不无风险的选择，说到底就是选择和民众的心愿同步，这本杂志从此获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有些文学家、文学评论者看来，故事是“小儿科”，不登大雅之堂的。但也许，并没有什么东西比“故事”这个概念更富于文化内涵，更具备迷人的力量。会讲故事的人像安徒生或者蒲松龄，在我的感觉中，总是有两方面为常人所不能及：穿越时间的智慧和单纯的心灵。那么，办好一份故事杂志，是否也与之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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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1-12-2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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