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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素梅]抗日战争时期沿海沿江经济向西部民族地区的迁移及其影响
  作者:方素梅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11-30 | 点击数:16023
 
3.机械
抗日战争时期西部地区的机器制造与机器修配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仅云南省即建立了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中央汽配厂等大中型骨干企业,能够生产出大如汽车、汽轮机、轧钢机、锅炉、鼓风机、各类机床,小至齿轮、轴承、电焊条、各类工具及仪表等上千种产品。其中中央机器厂是中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制造厂,1937年建于湖南湘潭,战争爆发后迁往云南,随厂迁移的有200名员工和5000多吨器材。1939年6月,新厂房在昆明建成,一共设有7个分厂,至战争结束时该厂已成为一个拥有623台设备、2500多名员工及40万平方米厂房的实力雄厚的大型机器厂。该厂从抗战需要出发进行生产,创造了中国机械工业史上的许多“第一”(第一台最大的发电机、第一台最大的电动机、第一台最大的发电锅炉、第一次完成装配制造汽车的工作,等等),并培养出大批第一流的机械工业人才。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云南还迁入了两个飞机制造厂,其中中央飞机制造厂由中美合资于1934年10月建于浙江杭州,1937年9月迁至武汉,1938年10月迁至昆明,1939年7月又迁往云南边陲瑞丽的垒允。垒允水陆交通畅达,很适合工厂的建立。半年后,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便在这个傣族聚居区拔地而起,飞机跑道、厂房、医院、子弟学校、电影院、员工住宅等一应俱全。工厂规模比原先大为扩展,拥有员工2929人(注:孙代兴、吴宝璋:《团结抗战——抗日战争中的云南》,第171-173页。)。民营机械工业也发展迅速,而且涌现出一些少数民族企业家。如西安回民陈亚光等人于1939年集资创办建国机器制造厂,设有机械加工、锻压制造、钳工装配和烧炼几个车间,生产手摇电话机、汽车轴承,炼制汽车用的轻质油,一直维持到战争快要结束。
4.能源
抗战爆发以后,原先巴峡以东能源供应被切断,而后方又迁入和新建了大批工厂,这就刺激了西部地区能源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煤的生产,各省一面发展旧矿,一面开发新矿,并普遍采用动力设备和机器设备。如四川、湖南、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西康都筹办并开采了一批新矿。一些省则扩建新建了一批电厂,如陕西省扩建西京电厂并设分厂,1939年和1943年分别建成汉中电厂和王曲电厂,使全省的发电能力大为提高;云南省则与资源委员会合办昆湖电厂,使省内工业发展得到一定保证。在石油工业方面,日军侵占海南岛并切断中国的海上交通以后,资源委员会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配合,在甘肃开发了玉门油矿并很快出油。油矿的大部分技术人员是来自西北工学院、联合大学和重庆大学的毕业生,工人则来自洒泉、玉门、金塔三县的征兵名额。经艰苦奋战,油产连年猛增,如汽油产量1939年为1.8万余升,1942年增至818.3万升,1944年达到1814.4万升(注:参见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第405页、孙越崎:《我和资源委员会》,载《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所产油品,大都供应西北军用交通及重庆工业与民用等需要,对支援抗战和发展后方经济作出了贡献。
5.化工
战时工业十分重视与军事有关的生产资料生产,因而化学工业发展很快,并取得一定的技术进步,化学工厂几乎遍及后方各地。如纯碱、烧碱和盐酸、硫酸、硝酸,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省均有大批出品。化工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民用的需要。
6.纺织
抗日战争时期西部的轻工业中纺织业的发展比较突出。在西北,因陕西产棉和羊毛,战前即有2家棉纺织工厂。以上海申新纱厂为代表的一批纺织企业及设备迁陕后,便秦陇一带出现了较为先进的工业,并逐步繁荣起来,形成一个小型纺织工业中心。战争结束之际,陕西的纺织工业企业已达19家。手工工厂更达近千家,纺织能力突增五六倍(注: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312页,三联书店版。)。甘肃、青海等省亦盛产羊毛,但毛内含砂量大,上海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乃于1942年秋与富华贸易公司合资在兰州筹办洗毛厂。1943年5月,刘鸿生又与当地官僚、军阀和地方封建势力合作,在兰州筹建西北毛纺织厂。1945年夏,该厂资本总额已达1亿元(当时通货膨胀),其中经济部和甘肃、青海两省政府的官股合计达1300万元。宁夏省政府亦在1940年兴办省毛纺织工厂,主产毛毯、地毯、呢料、毛衣、毛袜、毛线等产品,供应省内及绥西、甘肃等地,1941年盈利3.4万余元(注:《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五册“建设篇”,第166页。),1942年后被军阀马鸿逵吞并。在西南,战前只有一些简单的手工纺织机械。1937年8月,云南地方官僚资本投资建成云南纺织厂,正式开创云南纺织工业的历史。1938年,中国银行等与云南地方官僚资本缪系财团合办裕滇纺织公司,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1940年建成投产,是当时云南最大的纺织企业。到抗战后期,云南全省的纱锭由战前的0.52万锭增至4.8万余锭;机制棉纱由年产0.3万余件增至3.3万余件;棉布由年产3.6万匹增至37万匹(注:孙代兴、吴宝璋:《团结抗战——抗日战争中的云南》,第179页。)。贵州省的民营纺织企业在1942年也达到了28家(注:周春元等主编:《贵州近代史》,第322页。)。1944年,衡阳楚胜染织厂携500多名技工由桂林迁黔,于贵阳设立铁机织布厂,专织白磅布和花布,促使贵州宽布生产进一步发展。即使是偏僻的西康省,战时也于康定筹设毛织厂并建成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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