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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对民族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开始用民族语言出版教科书、报纸，或进行某些官方活动时，代表着民族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33）民族语言文化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拓展的。在近代以前，尽管人民所说的语言显然不是直接塑造“通俗民族主义原型”的核心要素，但也不是毫不相关的。到了近代，语言间接影响到一般人对民族性的认定，语言对民族的重要性遂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我们现在早已习惯用人种和语言来定义民族，因而忘记了这个定义基本上是19世纪晚期发明的。”（34）对此，霍布斯鲍姆列举了许多事例加以证明：“在1893年盖尔联盟成立一段时间之后，爱尔兰运动的理论家才开始将爱尔兰民族奋斗的目标和对盖尔语的维护连为一体；而一直到同一时期，巴斯克人才以其语言（而非其历史上的宪法特权）作为其民族独立的根据；并且，关于马其顿人是不是与保加利亚人比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更为相像的热烈辩论，在决定马其顿应与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结合上不具任何重要性。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更进一步主张犹太民族和希伯来文是同一回事，然而，自从被巴比伦人拘留之日起，再也没有任何犹太人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文。它是在1880年才被人发明为日常用语，而当时发明的第一个希伯来文词汇，便是‘民族主义’。而犹太人之所以学它，是把它当作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标记，而非沟通工具。”（35）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把民族语言当作区分民族的标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语言民族主义，是书写和阅读的人所创造的，不是说话的人所创造的。而那些可从中发现其民族基本性格为何的‘民族语言’，往往是人为的”。（36）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语言具有团结和区别的功能，它被视为团结本语言集团成员的纽带，具有了把本语言集团区别于其他语言集团的作用。
四、对霍布斯鲍姆相关论点的评述
尽管霍布斯鲍姆对语言民族主义产生、发展所做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但是他总体上能够从全球视野出发，来认识与评介这一问题，使其所得出的结论更加具有普遍性。特别是他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探究人类社会的未来，进而在普遍社会历史观和整体史观基础上对语言民族主义予以说明和解释，这一点明显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分析方法。
霍布斯鲍姆在对语言民族主义进行分析时，将其还原至历史镜像中，认为“不存在没有历史或不了解其历史就能加以理解的民族”。（37）他大量引用、考证史料，并将史料融于其理论探讨中，阐释了语言民族主义的历史变迁。他在分析语言民族主义的产生问题时，是将其与民族、民族主义的产生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的，即将其放在大的历史背景或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探讨。他认为，语言民族主义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民族、民族主义相伴相生的。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和同样有着马克思主义知识背景的、著名的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安德森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其作用无疑是用来填补当真正的社群或网络组织，因退化、解构或失效后所出现的人类情感空隙”。（38）这可以视为霍布斯鲍姆之民族思想的理论基底。他认为，同民族一样，民族语言是人为建构的产物，是强烈的民族情感赋予其象征意义；将民族语言视为天然的或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族主义“神话”。可以说，霍布斯鲍姆把民族、民族语言、民族主义看作历史发展组成部分的民族观，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的影响。正如霍布斯鲍姆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我就无法产生对历史任何特殊的兴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显然是迄今为止认识历史的最好指南。”（39）
霍布斯鲍姆侧重于论述民族语言被民族主义所渲染之政治涵义。他认为，民族语言概念的建构，更大程度上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是与政治性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还是同化异族、保持统一的工具，通过语言的一致来达到文化的一致，历来就是主流社会信奉的理念和遵循的传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语言民族主义的核心关怀，都是围绕着权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打转，在他们眼中，语言的沟通与文化意义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沟通或文化对语言民族主义真的具有重要性的话，犹太复国主义就绝不会选一种谁都不会说的现代希伯来语来作为他们的民族语言。”（40）
一旦独立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并能长久生存下去，其境内弱小民族的语言文化势必会逐渐失传；某些弱小民族及其语言文化似乎注定没有独立自主的未来，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事实。霍布斯鲍姆就此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说唯一具有历史正当性的民族主义，是那种符合进步史观的民族主义，亦即那种可不断扩大而非限制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运作规模的民族主义，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小民族、小语言为了延续和发展而进行的抗争呢？这类例子如此之多，难道这些捍卫传统、争取自身生存空间的举动仅仅是对无法抗拒的历史进步潮流的无谓挣扎吗？这一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多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间融合的不断发展，优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同化难以避免。对此，许多学者疾呼要不遗余力地保存和发展包括语言在内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这些观点不同的是，霍布斯鲍姆认为：符合进步需要的小民族、小语言，必定是自甘作为强权大国的附庸，安于民族命脉与语言文化消亡的命运，沦为历史泡沫或后世子孙感怀的对象；更有甚者，某些小民族乃至民族国家也认为，能够经由整合而融入另一大国之下，其实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倘若一个国家的主要民族和国语的优越性不致引起争议，倘若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能珍惜并促进其境内的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那么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倒可得到保存，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与风土民情也可获得延续，从而使国家呈现多彩多姿、多元传统的景象；也许，在可预见的将来，方言会逐渐被国语淘汰，甚至就此消失，但这些失传作古的语言不可能完全没有留下任何遗存，后世子孙必会做复古的努力，他们将在搜集“民谣”的过程中，使古文化再度创新。（41）
尽管霍布斯鲍姆承认历史上不乏大族践踏小族语言、文化的例子，但他或许更偏爱符合进步法则这个说法，因此他并不觉得大文化和小文化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反倒认为某些即将失传的文化，可在现代化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延续下去。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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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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