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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研究的现状及不足
社会学早期创始人大多认为，女性是生活在集体之外的，诸如家庭和宗教等形式就足以满足她们的全部需要，女性因此是更加简单的社会存在。（21）即便在美国，社会学相对风平浪静的制度化也是通过将性别研究排除在外完成的。（22）在笔者看来，那些都市化了的城府男性固执地坚持着“女性是可以被忽视和漠视的”这一判断，这样的认识限制了部门社会科学内在地生发出其研究的“性别化倾向”，从而在整体上延误了我国妇女研究的进程。
随着学科学术化水平的提升和学科化进程的深入，近些年来，女性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在我国已成为一个得到重大关切的议题。（23）考虑到诸多方面的限制，总体来看，学界对于妇女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的纵面探讨，而在微观层面上的研究还未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尤其对少数民族妇女在本民族传承文化影响下的个人社会化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则更少。可以认为，有关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研究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不足。
（一）理论研究方面
后现代主义研究提供了绝大多数女性主义理论所采纳的框架和用语。（24）在国外，妇女研究是以“社会性别”为核心范畴来展开的，该概念是指在既定社会文化背景的建构下所形成的有关男女两性的性别特征和性别差异，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社会文化对于性别的建构性。这一建构论的视角说明，对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从学术上和意识形态上建构非欧洲‘他者’的一个中心问题”，（25）这就要求“把妇女情况放在历史上和当今社会性别、阶级和社区以及内部／外部影响的复杂背景下来讨论。”（26）可以认为，社会性别分析范畴是后现代女权主义在继承传统女权主义对男性中心主义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和修正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国内学者在借鉴这一分析范畴时自然会不断地扩展“妇女研究”的视野、丰富“妇女研究”的理论体系。以此而言，在抛开对该概念的产生作出系谱学追溯的前提下，随着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一种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会借助于女性研究逐渐得以认同和拓展，这样的趋势能给“女性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女性社会学也因此会发出自己的学科声音。但必须看到，时至今日，在对西方相关概念和社会化理论进行转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妇女社会化问题研究的中国化任重而道远，而对于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研究来说，还不得不面临着双重“内在化”艰巨任务。
（二）研究方法方面
首先，将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类同质性群体，忽略了内部的差异性分析。“一般来说，社会研究过程是从选题开始的。”（27）当研究者的视野中将女性当成同质的群体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以不同类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选题的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有的研究中有关少数民族妇女特别是游牧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寥若晨星，这对于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都有许多消极影响。
其次，单独的问卷法的使用。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内部的差异化要求在研究中对样本的选取、测量的设计、指标的选择要有“艺术化”的处理，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必须要“富有灵性地”结合起来。为此，需要重提“社会学的想象力”，它是一种特有的“心智的品质”，借助于它，可以在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的基础上，看清事情发生的内在全貌，（28）它强调必须把个体的生活历程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二者是怎样相互交织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女性社会学中，学者们特别在意的是“文化背景与方法的融合”。（29）
第三，过于静态化的研究倾向。以往研究更注重社会结构对个人社会化的规范和限制而忽视了妇女群体的主体能动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和作用因此，一种“互动性”、“历时性”的、双向的过程考察视角有必要引入。考虑到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形成的长期性和历史性，这其实说明了相关的学科的本土化努力还不够、“历史的还原”也不够。如果说“本土的发展努力为的是克服脆弱性”（30）的话，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社会学仍未有独立的学科体系”。（31）
四、游牧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面临的时代性挑战（32）
（一）知识技能社会化与社会竞争能力要求之间的挑战
知识技能社会化要求游牧少数民族妇女尽快掌握适合于现代社会要求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根据知识差距假说（knowledge-gap hypothesis），在知识技能差距存在的前提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较好和较差的人均能增进知识，但是前者将比后者获得更多的知识，因而他们之间的相对知识差距将会逐渐扩大。后来的研究发现，知识差距的存在是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将知识差距假说移置到这里的研究主题上，我们便会不难发现游牧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所面临的时代性挑战之一，那就是知识技能社会化与社会竞争能力要求之间的挑战。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游牧民族草场资源的承载能力逐渐下降，草场的退化、沙化日趋明显，仅仅依靠传统的生产方式、游泳传统的生活技能只能无缘现代生活或只能生活于现代生活之外。面对现代化潮流，游牧少数民族妇女如果不改变知识贫困状况就没有出路。但一方面，现代知识不断复制着传统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33）另一方面，激烈的社会竞争又将游牧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社会成员置于相同的竞争层面上，这不能不是游牧少数民族妇女面临的时代性挑战。
（二）政治社会化发育程度与现代社会民主要求之间的挑战
民族政治社会化是培养民族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政治立场和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新疆游牧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化的发育程度较低。就地理因素来说，牧区封闭的环境和交通的不便极大地限制了她们获取政治信息的能力，我们的调查发现，有不少牧区少数民族妇女一辈子也没去过大城市，丝毫感觉不到政治文化的现代气息；就文化因素而言，在新疆游牧社区，游牧民族妇女成员在政治上更倾向于对民族群体、血缘组织的归属和依附，她们对这些角色的政治取向很少从宗教和社会的取向中分离出来，“相对缺乏由政治系统推动的变化期待的意义”，对一个作为积极参与者自我的取向几近于零，（34）很少出现具有独立意识的政治人格；就经济因素来说，现全疆国家定的贫困县（市）达30个，贫困地区人口主要分布在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聚居地，牧区贫困地区收入低、生活艰难，北疆部分牧民甚至处于生存条件很差的状况，其精神、文化和情感的需求更多地关注涉及切身利益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而相应降低了对政治的参与度和分辨度。总之，较低的政治社会化程度离现代政治社会文化还存在一定距离，表征现代社会的“公民”、“民主”、“法治”等概念和意识对于游牧民族妇女来说还处在相对陌生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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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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