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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边远少数民族中存活的材料来研究原始艺术形态诗、乐、舞是完全可靠和唯一的途径，虽然这些民族中现存的许多文化形态与原始艺术已有很大的差别。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人类早期的艺术形态的研究，除了依据地下发掘物和史籍记载外，当代原始部落或落后民族中存活的接近原始形态的艺术仍然是重要的佐证。19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家曾致力于对现存原始部落进行考察研究，许多实录材料都证明，在现存的原始部落中，普遍存活着诗、乐、舞一体的艺术原生形态。如爱斯基摩人跳舞时伴以歌唱并击大鼓；印第安人跳的《水牛舞》，由10—15位舞者围成圆圈，边舞边歌边喊叫，同时敲击响板和鼓；布须曼人跳舞时，周围人拍掌唱歌并击鼓等等。
“具有神秘色彩的环舞形式”是舞蹈“最古老的形式，甚至类人猿也跳环舞。”直到今天，世界上许多民族还跳环舞。这种舞蹈形式对应于人类始祖的空间神秘感。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四肢和躯干围成圈，跳着太阳舞、月亮舞、篝火舞、地坑舞或绕树而舞，用圆的形式对应于现实，进行精神的探寻。
“踏歌”是至今还流传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中的一种大型集体活动。每到丰收喜庆的日子，每到花好月圆之时，居住在横断山脉的云南的彝、白、苗、纳西等少数民族就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体现出一种欢快的心情。
“踏歌”也称为“打歌”，意为边唱边跳边慢步走的一种少数民族歌舞形式。舞队阵容庞大，气势磅礴，动作简单有力，主要是走、踏、跳的动作；长长的打歌调高亢激昂，打歌者用一种音色特殊且不加修饰又难以模仿的嗓音吼唱，它以齐唱、有问有答、轮番对唱等形式表现打歌者的心理。气氛热烈充满生命力，不间断的歌和舞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进去，跺得灰土飞扬，大地发颤，“从早跳到太阳落，只见黄灰不见脚”流传于民间的这一民谚，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民族歌舞盛会。
事实上，在汉唐之际，“踏歌”曾是我国中原及南方民间十分活跃的风俗性歌舞。它常在月下用鼓、笛等乐器伴奏，舞者口唱“曲子”，扬袖踏地而舞。汉刘歆《西京杂记》曾记西汉时“汉宫女以十月十五日，相与联臂踏地为节，歌凤求凰。”《旧唐书·睿宗传》亦有：“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南北朝及唐代文献中尚有“踏谣”一词。南宋马远的《踏歌图》非常清楚地说明宋时踏歌的存在。
宋代踏歌存留很多，王安石曾在《歌元丰》诗中写道：“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常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不少学者在提到我国唐代的踏歌时，多引诗人李白《赠汪伦》诗中提到的“岸上踏歌声”和刘禹锡的《踏歌行》。然而，这里的踏歌并非中原地区的，而是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和巴楚一带的“踏歌”。
云南的富宁、广南、麻栗坡、西畴地区的彝族则流传着《铜鼓舞》，每逢“打宫节”、“上元节”、“荞年节”，彝寨男女老幼身穿民族盛装，敲铜鼓，跳《铜鼓舞》，通宵达旦。打宫节是当地彝族传统的民族节日，民间有“金竹救主”的传说，打宫节的一系列仪式都是围绕纪念彝族先祖在金竹的庇护下，击溃敌军反败为胜的历史主题。届时，雌雄两面铜鼓挂于树上，各由一人持两木棍敲击鼓面和鼓帮，众人围成圆圈，男在前女在后，在寨主引领下且歌且舞，男唱女合，女子还边呼“噢哩哩哩！”歌词多为颂祖、叙说劳动与爱情等。《铜鼓舞》的鼓点有12套之多，步伐以一步一并脚前进为主，膝部随之颤动，胸部、腰部和胯部的大幅度扭摆为动律特征，动作多模拟点种、栽秧、收割及打鱼等，舞蹈风格古朴纯正。
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中流传芦笙舞，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拉祜族的《芦笙舞》。拉祜族每逢火把节时，要在寨中空地上栽一棵粗壮且刻有花纹的树桩（图腾桩），全寨妇女盛装聚于树桩周围，敲鋩击鼓跳《葫芦笙舞》，长者和头人先舞，群众随后而舞。如有人跳昏倒了，这就说明鬼神降临，感动了神灵。其目的主要是驱邪禳灾，祈祷人寿年丰，与此同时人们也从中得以欢乐自娱。《葫芦笙舞》流传至今，深受拉祜群众的喜爱。
到过云南的人都知道傣族的《孔雀舞》，但按历史文献记载，孔雀舞原为蒲人之舞。蒲，亦作“濮”，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大族群，因分布广泛，邑落众多，又称为“百濮”。滇西、滇西南古代濮人，主要聚居在永昌（今保山）、博南（今永平）、顺宁（今凤庆）一带，后逐渐向滇西南迁徙，其分布地区和构成亦发生了显著变化，史学界较为公认保存濮人原来文化特性较多的当系孟高棉各族，即布朗、德昂、佤三族，他们主要源于永昌之濮和云南郡之濮。当然濮人直系后裔决非仅限于这三个民族。
《南诏野史》中“浦人”部分曰：“婚娶，长幼跳蹈，吹‘芦笙’为孔雀舞，婿家立标杆，上悬彩绣荷包，中贮五谷银钱等物，两家男妇大小争取之，以得者为胜。”清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十七载：“蒲人，即古百濮。……形质纯黑，椎髻跣足，套头短衣，手带铜镯，耳环铜圈，带刀弩长牌，饰以焦漆，上插孔雀尾。”以上文献告诉我们，400年前云南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便共同创造了富有地区特色的《孔雀舞》。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孔雀舞》只是在傣族中保存了下来，并成为他们的一种文化标志。
云南的民族舞蹈种类繁多，表现着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寄托，而且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德宏曾目睹了一次“目脑纵歌”，场面之宏大，参加的人数之众多，让笔者震撼。人们的脸上非常庄重，排成长龙有序地舞步前行，追寻他们祖先的迁徙路线，他们在用心灵同祖先完成着跨越时空的对话。2004年的火把节，笔者在楚雄，参加了火把节的盛况，感受到了中国式的狂欢，体验到了彝族文化的最好传播方式。其实在今天，在云南，从昆明的民族村，到楚雄的太阳历公园，从大理的三月街，到怒江的丙中洛，很多时候，人们就是从民族歌舞中走进了云南民族文化，而民族乐舞也自豪地传递着民族文化的信息。
在原始艺术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如英国的斯宾塞、泰勒、弗雷泽，德国的格罗塞，法国的丹纳，芬兰的希尔思，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都曾详细探究过原始艺术类型，如工具、建筑、纹身、雕塑、绘画、音乐、舞蹈、诗歌等的形成演变及其相互关系。其中，以斯宾塞为代表的关于早期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理论（又称三一致），不仅是一个大胆的猜测，而且是一个天才的命题。它的提出为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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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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