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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说、故事、歌谣研究
这一年度少数民族传说研究的论文较往年为多。关于人物传说的有陈金文《〈莫一大王〉及同类型传说英雄原型浅论》[16]。《莫一大王》传说广泛流传于壮族多个地区，在壮民族中有着很大影响，也为不少学者所关注。作者认为，一些文章运用文献学的方法考证传说英雄“莫一大王”原型似不足为凭，《莫一大王》及其同类型传说中英雄的形象，是壮族人民根据他们对现实中的巫师及其相关宗教职业者的揣测或理解来塑造的。这一类型传说形象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们将鼓励后人，激发来者，为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关于地方传说的有包海青《科尔沁地名传说中的英雄与故乡——“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探讨》[17]。作者提出，“风水宝地出英雄”，这是科尔沁地名传说的主要母题之一。这一母题是蒙古族故乡崇拜与英雄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它源于蒙古人“地母”信仰，是蒙古英雄史诗“英雄神奇诞生”母题的传承，它受到了汉、藏风水等文化的滋润，并在近代以来科尔沁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环境中发生和日臻成熟起来。
对一个民族的传说作梳理分析的有袁飞《论景颇族传说故事的丰富性和再生性》[18]。该文介绍，景颇族的传说故事类型十分丰富，有源于神话演进的，有来自古代社会生活的，有源自民族节日习俗的等等，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新的传说又不断地演绎和产生。
少数民族故事研究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姜德顺《彝语支各族动物故事分类尝试》[19]，作者认为，国际上已有的完整而成熟AT分类体系，对我国民间故事的分类研究影响很大，但这套分类体系有着其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在分类思想和标记制度方面，也有可以改进甚至置换之处。作者以我国西南地区彝、傈僳、纳西、哈尼、拉祜、基诺等民族的120个动物故事为对象，在对每个故事做具体分析之后，借鉴组配式分类法，提出将它们依主题和情节归并和区分，并在标记符号方面做细节加工处理，由此显示AT分类体系在分类依据、方法和标记制度三方面的利弊得失。此外，还兼述了彝语支各族动物故事的概况和特点。
少数民族歌谣研究的论文只介绍高奇芳《试析白族民歌中月亮意象的意义和作用》[20]。作者指出，白族民歌中月亮这一特殊形象具有鲜明的意象性，这一意象在白族民歌中频繁出现有其自身和外在的原因。月亮意象在白族民歌中具有其他意象不可替代的特定作用和意义，体现在：借月亮起兴;用月亮表示时间的推移;以月亮为喻体;用月亮的阴晴圆缺比喻青年男女感情变化;用月亮比喻各种人物。
三、史诗研究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史诗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是因为相对于汉族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蕴藏丰富，尤其以口传的长篇叙事诗歌和史诗最具民族特色，流传地域广阔，传承时代悠久，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认同联系紧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量，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我国北方民族以英雄史诗见长，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被学界并称为三大英雄史诗，其中《格萨尔》史诗有近千年传承历史。南方傣、彝、纳西、哈尼、苗、壮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其形态古老，类型多样，与民间仪式生活交织在一起，至今仍然具有文化凝聚力量。[21] 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近200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现代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不断开辟了新的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的口传史诗，正所谓言史诗不必称希腊和罗马。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对于史诗的学理探讨至今还相当薄弱。这主要是由于学术史上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不很重视，甚至存在一些偏见。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保护的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约有千年传唱历史，迄今已记录有约 120 部，100 多万诗行，2000 多万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代表着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艺术成就。2006年国内《格萨尔》史诗研究，从史诗的起源、发展、传承、流布研究，到史诗表演、创作以及文本分析、艺人研究等，都有新的探索。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仍然继续推进，更加科学和规范的史诗文本陆续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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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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