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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是对共产主义治理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的解析能力。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背景条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社会理念是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个性以充分的肯定。在此情境中，米尔斯强调在在个人传记与社会历史之间、在小情境与大结构之间建立联系，有着其具体的社会意涵和意义。而这一想象力运用于研究共产主义文明当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在共产主义的理念下，个人与群体、社会的关系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强调个体服从、融入甚至泯灭于群体之中，实际上它正是试图通过改造和管理个人最本体的身体和最内在的精神完成其宏大的社会工程与理想的。
网上的一篇《沫若祭》曾引起我的注意。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对郭沫若没有好印象，认为他是趋附权势丧失灵魂的文人，可这篇祭文读后却让我心痛不已而且思索再三。郭沫若有才情没有人格。有文学没有政治。有脸无皮。他用文学敲开政治大门，而政治最终又谋杀了他的文学。沫若以《女神》燃烧了旧中国。一句“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足以使他在文学史留名。沫若又逢伟大领袖。倘若作为政治领袖的那个人不是文人，沫若仍可以做文学。偏偏那个是文人，沫若则只好搞政治了。文化革命起，沫若却被放在油锅上煎。他和他的作品都被批判。连儿子也不能幸免。1967年4月，小儿子郭世民在音乐学院被批斗，自杀。整整一年以后，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学院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死亡。接连失去两个爱子，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怀疑那场吃人的革命，更不怀疑领袖。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每到夜深人静时，沫若就伏在办公上桌上，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一抄就是一整夜。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儿子深深的父爱，溶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然而就在儿子死后两个月，在一次会议上，他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不独郭沫若，还有老舍先生。老舍年轻时倜傥不羁，嫉恶如仇。可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老舍，自杀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竟是《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太平盛世投进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他是手握一卷平素抄写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尸体四周水面上漂浮着和陪伴着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写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刘亚洲，《沫若祭》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253＆extra＝page％3D1）
究竟是什么样的治理技术，能够将人改造成这般模样？究竟是什么样的宰制，能够如此扭曲人的心灵，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在人的内心造成如此恐惧？能够让人自觉地建造起精神的牢狱？这当中的机制、逻辑、技术到底是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究、去破解吗？我们曾经有限地经历了那一幕历史，我们就有责任记录和解析它，并且让下一代了解它记住它。我们身为这个民族的成员，我们生于这样一个转变的时代，我们还是以社会研究为志业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完成破解共产主义文明逻辑的使命，至少我们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否则，我们民族经历的所有苦难将毫无意义，我们作为社会研究者也就白来这世上一遭。
这样一种文明中蕴藏着太多等待破解的谜团——它极强大的动员裹胁势能，它改造和重建人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们放弃自我和自由服膺于统一的思想和意志的力量，它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实践过程和逻辑，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来对待，才能揭示其中的许多奥秘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它的确是一种复杂微妙、充满耐人寻味意义的文明形式，破解这些谜题是我们的使命。一个好的社会研究者应该是最具社会学想象力的人——以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承担解释、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正是在此意义上，从事学术事业的内在冲动——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求知的好奇、破解迷题的乐趣将融为一体。记录普通生命的历程，书写未被书写的历史，改变以往仅从精英角度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和分析，从底层的视角、为沉默的大多数关注和破解社会转型，从事这些工作，我们需要良知和记忆，需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眼光，需要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浑厚的智慧。如此才能从平凡琐细中构建出大气磅礴、从细语微言中发掘出洪钟大吕，生产出有意义的知识，而不是在重大的社会问题面前沦为一个米尔斯所痛斥的“打零工”的社会学者。将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于对共产主义文明的探究，我们将超越米尔斯。
（载《社会学家茶座》总第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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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民俗学博客-郭于华空间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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