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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提及的是，有清一代萨满教有所反复，除了“山高皇地远”处某些姓保持或恢复一些统治者不允许的野祭外，在道光年间还形成一股复旧势头。其时鸦片战争爆发，内外矛盾重重，清政府无暇顾及满族萨满教的某些动向，萨满教中某些现象趁此动乱复萌旧态。这在满族一些姓氏的神本子中有所透露，这些神本子讲，经过十几代后，本族的神不来抓萨满，因此又有了野神祭，也有的传原来死去的萨满又骑虎回来了，也有通过作梦回来的神，等等。根据神本，野神复萌都是古老的萨满教原祭停止十几代以后的事，很少发现从民族部落社会一直延续下来的“野神”祭。这些情况表明满族的野神祭一般经历了从兴到无又到复兴这样一段坎坷路程。三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满族贵族不仅丧失了统治全国人民的政治权力，也失去了对满族人民的控制权。清政府对满族实施的在政治、军事、法律、经济诸方面的特别待遇被取消，改变了满族高于全国各族的民族地位，满族人民自身也解脱了影响其发展的沉重束缚，从此开始了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更为广泛和自由的接触，“满、汉畛域”终被化除。满汉各族人民共同生产劳动，共同生活娱乐，共同参加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民族传统文化相互受到影响，此时满族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满汉融合。另外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使满族的部分成员受到迫害，在一段时期内满族受到歧视，因而居于北京和关内驻防各地八旗人家多有隐瞒民族成份者。此种情形同样汇入满汉融合的总潮流。根据当时文献记载，满语、满文已基本在满民族中消失，代之以汉语;满人也从不知有佛，到“近则渐习而合掌以拱立矣”。⑥一般来说，满汉融合趋势一直沿续至今。
满族的萨满教自然不会背离这一历史趋势，这方面的表现是该历史阶段内的主流。
我们在普遍周查中发现，长期居住于关内杂居于汉族之中的满族，居于东北地交通便利区域与汉族接触频繁的满族，不仅遗忘了原始萨满教信仰，而且连清历朝推行的萨满教祭法也几乎遗弃殆尽。一般家祭已经没有了神歌、神偶神像、神器，没有了跳神仪式，大部分姓氏失去了本穆昆的萨满，因此绎祖只能将祖谱供在墙上，烧香磕头，俗称“磕哑巴头”。繁杂而热烈的满族家祭被简约化了，类于汉族的祭祖。在这些地区居住的满族约占满族人口总数一多半以上，因此磕哑巴头成为满族萨满教演变的一个突出现象。
民族融合虽然在满族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但在一些融合条件较少的地区，当地的满族仍有可能传承古老的文化。在乌苏里江沿岸直至图门江日的原东海窝稽部居地，在松花江中游吉林周围的三角区域内，仍然保存着原始的萨满教祭祀，即清朝祭法之外的野神祭祀。这些地区汉人较少，来得也较晚，有清一代皇朝也无暇顾及，因此保留下野祭。清王朝覆灭后，它对民族宗教的控制也彻底消失，那里暗自祭祀本氏族原有神祇的族姓，得到了喘息，野祭随之复盛。如尼玛察氏，虎什哈里氏、许实特里氏、塔塔拉氏、奚赫特里氏、臧佳氏、吴扎拉氏等，均无拘无束地发展了野祭。他们保存了满族萨满教最为古老的部分，是我们从事研究的最珍贵的资料。
在东北一些比较早的设置都统衙门的满族文化中心区域，由于它们地处偏远，满族居住集中并且在此地居住历史较长，清宫颁行的祭祀礼法被长期实施，因此形成了稳定的家祭传统，民国以后，这种传统仍被沿续，体现着满族的宗教特色。这种情况在现今保存的萨满教祭祀中居多，至今我们搜集的170多个神本中，有90多个是家祭本，它们同《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范模式些本一致。这种萨满教现象主要分布于齐齐哈尔至援辉、依兰至宁安的广泛地带的满族诸姓中。
纵观上述种种，我们对满族萨满教在民国至今的一段时间内有如下估计:它有四种基本形态:
1.磕哑巴头;
2.遵守清祭法的家祭;
3.既按清祭法祭祀，又加进原始野祭的家祭野祭结合;
4.保持原始形态的萨满教。
总之，满族萨满教研究是它的整个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部份，它将为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特别是对萨满教研究本身提出有意义的课题和观点。这样看来，满族的萨满教资料是相当珍贵的。多年来，我们发掘、抢救、蒐集了一大批满族萨满教文化珍品，然而这种工作并未结束，待进一步搜集;另外1981年以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仍然进行萨满祭祀的族姓，这些新的现象还有待追踪记录和研究。这其中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就是许多有着丰富的萨满教知识的老萨满年事已高，有些已相继谢世，因此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抓紧对现有人员的保护和调查。
注释：
①《满洲实录》卷一
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③《清吏稿·志六十·礼四》
④《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上谕
⑤《钦定满洲祭神祭夭典礼》卷一
⑧见《宁安县志》卷四、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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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长白恒端的金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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