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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东山民变之功，成为日后对于成龙供奉祭祀的主因。从乾隆以降，于成龙的事迹就被列入方志，历次编撰者不仅强调于成龙短期内平乱的谋略，而更颂扬其依靠当地民团挽救麻城，避免了朝廷对地方的重赋。为纪念于成龙对东山民变的理智处理，当地人修建了于公庙，还写了大量关于他的诗歌，其事迹广为流传。正如1935年县志编撰者所声称的那样，于成龙深受民众爱戴。然而，也有历史编撰者认为1674年的英雄并非于成龙，而是坚持反清最终失败的义军领袖鲍世荣。尽管历次精英所编写的方志对他并不青睐，但其英勇反抗的传说还是被传颂下来，后来还被社会主义史学家重新定义为“农民起义”领袖。事实上鲍世荣出生麻城望族，很难被看做是农民。
晚清的史料和历史编撰在对“民”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在精英的叙述中，只有那些清政府的支持者才是“民”，而反抗者则被称为“群”或“众”。当然，在当代中国的历史编撰中，评价又恰恰相反。罗威廉通过分析各种历史的记述，来观察人们的历史记忆。他认为，“在1674年以后，麻城社会开始出现一种稳定的调节适应机制，并一直保持到l9世纪中期灾难性暴力的发生。”[1](190页)这些社会协调因素包括：逐渐的权力过渡，即地方权力从巨富和大族转移到东部山区刘君孚这样的小地主手中;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当地由精英控制的较高程度的自治得到地方官员的默许;保甲制度、民团、山寨体系等系统的综合运用，能够成功镇压大规模的集体骚动。可见，罗威廉所强调的是：地方文化、集体记忆、历史根源的共同作用，这种共同作用推动了这一地区的暴力传统。不仅仅是于成龙这样的官方人物，即便如鲍世荣那些反叛者也都被纪念。民歌、地方戏、武术都对这一传统的形成扮演了重要角色。清代以来的历届政府、官方史家、方志编撰者都不断地强化这种暴力传统，他们的历史叙述和研究经常各有其目的，将历史人物贴上各种英雄和盗匪之标签。
罗威廉很明确地表示这本书是一本“叙事史”(narrative history)，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编年史，“倾向文学式描写，而非科学性的分析”。[1](11页)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特殊的人的经历和及其复杂性上。同时这是一本微观的社会史，不过罗本人并不这样认为。理由是这本书研究的是一个长时段，而且麻城的人口也有几十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以中国幅员之辽阔，麻城的确只是一个小地方。像其他微观历史学家一样，罗也关注普通人们的生活，力图理解他们的经历。同时，这本书也是一部地方史。用长时段的眼光可以同时揭示一个小地区的文化持续性与历史演变、身份认同、城乡关系、地方社区认同、对外部控制的抵制、霸权与受制系统、集体行为发动模式以及地方暴力文化的话语等。然而，罗威廉并不像广受批评的年鉴学派那样，撰写“没有事件的历史”，而是对地方的重要事件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白莲教、清军入关、清初的三藩之乱、19世纪中叶的太平和捻军起义，到20年代的国民革命、30年代的国共内战，均不曾遗漏。他力图使读者感到中国历史在“现场”的意义[1](12页)。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微观历史与地方史有机结合的书。对长时段历史场景的展示、对事件的细节描写、对资料的深入挖掘和熟练运用以及从“小历史”观察“大历史”的眼光，无一不显现了作者精湛的历史写作技巧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无论是对政治史、社会史学者还是一般历史爱好者而言，这本书都为他们理解中国革命、政治演变及其历史土壤提供了清晰而深刻的研究个案。
[1][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
[2]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d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rt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另外两本著作是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nity Press，1989).
[3]Roy Hotheinz，Jr.，“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Rural Influence Patterns，1923—1945，”in A.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Se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吴应銧[Odoric Wou]最近的研究认为，麻城是华中地区“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地带”，参 Odoric Y.K.Wou，Mobilizing the Masses：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但是麻城历史上异乎寻常的集体暴力现象决不是近代才有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4世纪元明交替之际，或者有可能更早。
[4]Barend J. ter Haar, "Rethinking ' Violence' in Chinese Culture, " in G?ran Aijmer and Jon Abbink eds., Meaning of Violence :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xford : Berg,2000.
[5]Arthur P. Wolf,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A. R.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6]Averill, Stephen C.,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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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2008年第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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