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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田野”的主题：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
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经历了百年内忧外患后终于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并开始恢复经济、建设国家的时代。人类学民族学在这个时期以非同寻常的形式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的“中国田野”。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民族史学家江应樑就指出：“能对于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了认识，方能说得到了解我们自己，方能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在1956年到1964年间，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展开了前所未有、规模巨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会、历史调查，这是对中国多民族国情进行认识的一次重大的科学活动。参加这次田野工作的学者达1400多人，他们通过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国政府确认各个少数民族在政治、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提供了科学依据。最终，中国确立了中国是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了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是由56个民族（nationalities）组成的统一体。
这次旷日持久、规模巨大的田野调查，还为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田野工作实践了为每一种语言写志、为每一个民族修史的学术目标，完成了数百部著作。当时拍摄的10多部民族志影片，开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声。这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完成的最好的学术成果，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学术财富。在大陆开展这项田野工作的同时，1949年到1965年间，台湾的人类学民族学界也开展了以台湾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田野工作。
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上述调查研究，是为了赋予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那么1978年以来展开的田野调查，则是以各民族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关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重视程度最高、投入力量最多的一个田野工作方向。
这一时期，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体制中享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以西方为主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经典著作、前沿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大批的中青年学者走进了发展的田野，其中包括留学人员对“中国田野”的普遍回归。他们在对前辈学人所研究的田野进行回访的同时，展开了更加广泛深入的田野工作，学术关注点从经济发展层面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如文化、语言、教育、生态、疾病、旅游、信仰、社会性别、认同、城市化等等。多学科的介入及其所建立的学术支点，为“人类学是一门多维度的学科”提供了证明。
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落地生根最成功的西方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再度出现且规模更大的“西学东渐”，使中国学术界的国际视野随之扩展。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理论、学派和方法，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国化成为中国学术界努力探索的重大问题。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吸收先进的学术成就、发展中国的学术特色，已经从学术界的思考转为实践。在这方面，外国学者和中国台湾、香港的学者在中国大陆展开的田野工作及其刊布的学术成果，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田野工作围绕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努力探索符合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十分注重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中蕴含的传统智慧、地方知识和乡土文化，尤其关注文化认同、濒危语言、民间信仰、族际关系、自治权利、消除贫困、社会和谐等问题。这些研究取向及其宗旨，立足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立足于保护和传承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共同理念，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应该以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人的发展”这一追求。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离不开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当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多支点的发展中，国际化程度并不平衡。比较而言，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古人类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国际性影响显著；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的人类学民族学及其所关涉的诸多学术方向，国际化程度则参差不齐，台湾、香港地区的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国际对话能力、交流合作能力较强。近年来，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一些传统学科或专门学问，如民族历史学、蒙古学、藏学等，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吸收借鉴日益增强。同时，中国学界对国际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少数人权利、原住民运动、公民社会、多元文化主义、国际移民等话题，也加强了研究。总体来看，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已经形成了开放、发展的态势，一系列国际合作研究正在进行，中国学人的海外民族志田野工作也初步展开。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之间就建立了日益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今天，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在中国昆明举行，正是这种对话、交流、合作的结果。这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有史以来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民族学家进行最广泛交流的机会，也是世界各国学者最集中了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现状的机会。我相信，我们将共同把握这一机遇，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跻身于国际学术界，为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繁荣发展做出共同的努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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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7-3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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