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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在老先生做田野的根据地，书上写了很多这些事情。我也看了很多了。我倒是想了解一些书上没有的。你和老先生读社会人类学博士期间，你和他这么融洽，你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你没有写过的，别人也没有说过的。因为你和他不是很严肃的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从你们一开始见面时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能把这方面向我们介绍一下，就更好了。
徐平：这个方面我将来是要写点东西的。因为一开始我给两人关系的定位，比之师生关系来，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爷孙感情。也可以说我没有在学术上被他压住，或者说被他所镇住。或许就是所谓的无知者无畏吧，我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高的修养。
徐：那时候你和他的年龄相差多少？
徐平：1987年我读书的时候，老先生是77岁。我是25岁。差距这么悬殊，所以我说他是我的爷爷，加上老先生特别和蔼可亲，我在他面前也就特别放得开。这种放得开不只是行为上，也体现在思想上。比如说我在理解他的思想方面，不是去记住他的词句，而是去理解，更多的是一种领悟。我和老先生有很多东西有一种暗合，一种灵魂相通的感觉。比如说在谈到他进大瑶山时，他是一个体质人类学者，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者。在跟马林诺夫斯基之前，他已经在用功能主义来写东西了，而且写得非常漂亮。他的博士论文本来是要写大瑶山的社会组织的，后来是弗思让他改作江村经济的。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时，当时正好是北大社会学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在做一个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型课题，所以所里是希望我选西藏做博士论文。这样课题也做了，我的调研经费也有了。但我坚持要做我的老家调查，我觉得这样才有感觉，也才有把握。在我读博士的三年中，我一有机会就去羌村做调查。最早有意识的调查可能是从1985年我读硕士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的。那年暑假我自费把阿坝州走了一圈，跑了10个县。但最早的起点是从羌村我的房东家开始的，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那时候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人类学调查。所以我就坚持回羌村做调查，因为在那里我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累。为什么我的博士论文要用《羌村社会》的题目呢？我在心里深处想对应先生的《江村经济》，做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老先生是以经济为主线，我是以社会为主线。我研究羌村时是从血缘、地缘、行政三个关系上入手的。在血缘关系分析上，父系血缘之后，我挖掘母系血缘的功能。调查回来之后，我就和老先生说：先生，我已经把你的思想推翻了。我很狂。他说：怎么推翻的？他很感兴趣。我说：你只谈了父系血缘，没有谈母系血缘。我说：母系血缘是有用的。而你只是谈了它作为婚姻的对象。我说母系血缘对社会有监控功能。所以我的博士论文里说父系血缘是骨架，母系血缘是经络。我是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有意思。袁方先生给了我这样的评价：认为是对乡土理论有所发展。我很尊敬费先生的从实求知的思想，他为什么没有跟马林诺夫基学习以前就是功能主义学者了？他是从实际调查研究，从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分析中得出来的。同样道理，我连续跑了羌村那么多年，每年我都在那个房东家住，也就敢对费先生的父系血缘这块进行补充。
徐：你的博士论文了了你的一个心愿，对吗？自己家乡的一个情结。
徐平：一个朦胧的、不是计划很清楚的一个心愿。
徐：开始的时候你说是从汶川一个多民族多元结构地区走出了的一个人类学者。你不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的人，我们是从城市走向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感觉完全不一样。我是在岑家梧老师的指导下读的，他是南派大师，但是我是大城市里的人，当时我做梦都想到民族地区去。我的老师是做黎族出来的，他本身是海南岛的。到了四年级突然通知我到广西三江侗族地区去做四清，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对我来讲是一次田野的训练。我们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为了还这个愿，20年以后，我做了学者，我给那里写了一本书，叫《程阳桥风俗》，而且是和我原来住的房东合作，他也有文化，后来当了小学老师。他写一部分，我写一部分。所以，你做博士论文坚持在家乡做，和你来自民族地区和那个多元结构分不开。你这种情结可能更强烈。你毕业以后，你到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必须研究藏族。你到藏族地区做了多少年的田野？我始终认为，你的学术水平和你做田野的时间成正比。你的《羌村社会》这本书，如果没有你从小到大这种经历的基础，积累了这么多的资料，突然灵感来了，下笔如飞，一天一万二，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今年暑假我在我工作了20年的浙江做了一个半月的田野，我就拿出一个40万字的稿子给他们。也是和你一样的。所以郑杭生他们评价说：你做了一个月，实际上你有20年的功底在那里。你是从小到大完全参与到那个社会，所以才厚积薄发。所以，你的田野时间和你的学术水平、你的感悟、你做出了的东西成正比。
徐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是泡出来的，你一定要花时间去，这是个成本很高的学科。
徐：你的第一站，你的博士论文做得很精彩。但是接下来的一站，你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不能说完全陌生，因为你接触过藏族，但是到西藏去做是陌生的，是要到异文化去做。你把这一站给我们好好说一下。
徐平：我在1990年毕业的时候，面临着多种就业选择，国家民委、四川省民委等好几个地方我都可以去。因为当时北大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有一个合作，费先生就主张我去藏学中心。第一，他因为身体原因去不了西藏，他希望我去西藏做研究，也了确他的一个心愿。第二，他认为西藏值得做。他说：正如我们在做汉族的时候，最好先去研究一个少数民族。要充分认识中国，先从人口最少的省区开始做，西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自治区。那个地方虽然人口少，但是也是中国的一个完整行政体。你认识了它，就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整体社会文化结构。你就有了实例，有了更多的感悟。所以我是听了老先生的一句话，一头扎到西藏去的。我到藏学中心报到三天后，就立即赴西藏做田野调查去了。从此以后，我在藏学中心基本上是每年五月份进藏，一般要在十月以后才出藏。
徐：你是哪年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
徐平：1990年
徐：哪年离开的？
徐平：2004年
徐：近15年。
徐平：因为我1988年就参加两家合作课题，去过西藏。最早是马戎带着我们做的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90年我进去后就专职干这个工作。那么我同样也是采取费先生交给我的方法。什么方法？首先是社区研究；第二是类型；第三是比较这个路子。我首先在拉萨市达孜县邦堆乡的一个村子搞调查。之后，我觉得不够典型，这是一个让人看不出历史的村子。
徐：你做了多久？
徐平：做了1个多月。因为我听说这个乡是西藏第一个人民公社所在地，我背着行李直接就去了，我找到乡政府，他们把我安排到副乡长家。进入这个家庭后，除了副乡长能说汉语，其他家人没有能说汉语的，包括他的孩子汉语水平都很低，而且大点的孩子都住校，不在家。所以，如果副乡长上班了，我只能靠比划手势和他们交流。藏族人是很好的，非常朴实善良。两天后，他们对我就完全信任，让我把他们家的家务事都承担起来。因为他们觉得我做饭好吃，干农活不行。那时正是农忙，收麦子的时候，所以最合适的工作就是做饭。为了学点牛粪火，我还是费了点劲，刚开始怎么也点不着。反复琢磨和实验，终于点着了。因为藏族很少吃炒菜，我就给他们做炒菜，我在这家如鱼得水，就是语言交流困难，但那种一家人的感觉非常好。房东妻子每天早上挤完牛奶，都要烧一壶给我当茶喝。连续喝了三天后，开始拉肚子，一塌糊涂，拉肚子比什么都厉害，立即就拉趴下了。我带的黄连素、利特灵都吃完了。一把一把吃黄连素。后来房东从墙角里抠出一个藏药丸，像羊屎疙瘩一样，让我试一下。开始时他不敢给我吃，我们的命金贵呀。吃后立刻见效，肚子里哗哗响，有力气了，然后就想吃饭，真神了。藏药治胃病确实很有效。
徐：你为什么得这个病？
徐平：应该说是因为水土不服。毕竟我们的胃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多牛奶。尤其是藏族人待客，他是不能让你的杯子空的。所以，经常闹出笑话。倒满后，你必须喝，喝一点后，他还要倒满。就会形成一种互动，不知不觉就喝多了。我给这个村子取了个学名叫达村，写了两三篇文章。后来我又在曲水县的才纳乡最大的尼姑寺里住了45天做调查，有160多个尼姑。整个藏区也是最大的，都是藏族人。我为什么去这里？一是它是藏区最大的尼姑寺，二是每次拉萨骚乱游行的尼姑都是这里出去的。我是随着寺庙整顿工作组进去的，只有我一个非藏族。其他都是曲水县抽调的干部。我对人类学的理解也更深入了，特别是对人性和宗教的理解。有很多故事，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写，好多东西是没办法写出来。
徐：他们能懂汉语呢？
徐平：基本上不懂。所以，我在西藏的调查有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语言不通。
徐：你这么多年学藏语了吗？
徐平：我学了，但始终不精。我到藏族人中间生活一段时间，一般有70%的意思我都能理解，但是讲不出来。或者就是蹦单词，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应用。别把它当作一种语言去学，直接进行很实际的交流，似乎自然就会了。在一个村里住上一个来月以后，就可以和他们进行初步的交流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和藏族同事一起结伴做调查。我先后又选择了一些调查点，但总觉得都不够典型。直到有一次国际藏学会后，我陪老外去西藏各地参观，走到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有一个帕拉庄园，是一个贵族庄园。人类学特别要讲一种灵感或者悟性，一种心灵的震撼。我站在帕拉庄园的房顶上，我一下子就找到这种感觉了。
帕拉庄园是西藏唯一保存完好的贵族庄园。我们都知道，旧西藏是由政府、寺庙和贵族三大领主统治。它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贵族庄园。这个村庄有历史，能够代表西藏的过去，江孜县也是西藏的一个大县，在现状上也有代表性，而且帕拉家族本身的知名度也非常高，在旧西藏的贵族中很有代表性。帕拉家的老大土登维登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管家，权力非常大，一般的县一级官员都不敢正眼看他。老二扎西旺久是庄园主，具体经营庄园。老三多吉旺久是达赖警卫团的团长。因为西藏军队最大的编制是团，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军。以后还当过部队后勤部的部长，主管粮饷的。可以说帕拉庄园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一个化石，也是一个奇迹，别的庄园大都毁了或改作他用，全西藏就只有它完整地保存下来。这要感谢当年西藏自治区的老书记阴法唐。他这个人很奇特，从山东抗日支队开始，随着18军一直打到西藏。作为先遣部队的副师长，在昌都战役时截断了藏军退路。他率领部队一直进驻江孜，江孜成立分工委，他是书记，很有水平。他有意识地把帕拉庄园保留下来了，文革中也没有遭受到破坏。
1994年，我就以帕拉庄园调查为主题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1995年5月带领一个课题组四个人在那里做调查，住了四个月，先后出版了《西藏农民的生活》、《活在喜马拉雅》这两本书。做西藏的调查时，我在方法上和路子上已经较为成熟了。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怎么调查，所以组织调查时比较轻松，也充分调动课题组成员的积极性。在《羌村社会》里面我已经开始定量研究，但主要是依托村里的统计材料作了初步的定量分析，还不足以说是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在西藏的调查中，我就普遍使用问卷调查法。采取整群抽样，对一个社区每一户人家都进行问卷调查，指标也涵盖方方面面。我帕拉村那次的调查问卷内容非常庞大，对民主改革以前，民主改革以后，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四个时期同时展开调查。每个问题要回答四个时期的内容，最后用计算机统计分析出来。它的好处是非常确切地反映出西藏社会的巨大变迁。比如说吃，封建农奴制时期老百姓的人均口粮只有99公斤，正如老百姓说“我们不是吃糌粑长大的，我们是饿大的”。一个人的年平均口粮不到200斤，而且没有任何的蔬菜和肉食。那时的封建农奴制确实是一个非常恶毒的制度，尤其是下层农奴真是被饿大的。以后的各个时期的粮食产量都在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翻倍地增长。
我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因而非常重视历史资料的应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的应用。再加上进行深度访谈，我每次都要开很多群体的座谈会：干部的、老人的、妇女的、青年人的等。因为不同群体有不同的问题。我把这个村子每家每户的问卷都做完之后，大体的情况我都掌握了。然后我开始选择重点家庭进行访谈，将典型户分为上中下在。在婚姻形态上，这个村子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母女同夫、父子同妻、朋友共妻都有。这么小一个村子，40多户人家，这么多婚姻形态都有。这些家庭我都做深度访谈。但是在西藏调查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就是语言不通畅。我很难做到没有障碍的和调查对象进行交流。只能通过翻译，靠我的经验去领悟。虽然我也能够很迅速地写成书，而且进度要快多了。我在老家的调查还摸３年，又用了好几年才搞出一本书出来。在帕拉村1995年的第一次调查是四个月，1997年我又一个人调查了一个多月。直到1998年才最后结稿，和郑堆合作完成《西藏农民的生活》，这本书的出版拖了很长时间，反而我增加内容后单独新写的《活在喜马拉雅》在1999年提前出版了。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我把它写得更通俗化，也更细腻一些。这时在技能上，技巧上，研究方法上已经基本成熟了。但是西藏调查我始终感觉到隔靴搔痒，许多东西我能感觉到，完全凭我的经验和悟性。但是只凭经验和悟性是不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靠不住的，我要是不借助别人就没有办法搞调查。
1999年在藏学中心的一次会议上，我听阿里的书记随口说到在他们的边境地区还有一个“未改乡”叫楚鲁松杰。就是没有经过民主改革，现在还实行封建农奴制度的地方。我当时一听就来了电，这可是人类学的一个难得标本呀。然后，我就向单位领导提出我要去调查。当时领导们都反对，因为去阿里就不容易，然后去那个边境乡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我坚决要去。然后领导说：你非要去，你要能吃了那个苦，你就去，我们不就是花点钱吗？就给我批了。我也很绝，我一个人在拉萨找了一辆大货车，坐了八天到了狮泉河，人都要虚脱了。而且路上没有宾馆可以住，有兵站就不错了，很多时候都是野宿。从狮泉河到乡里面大卡车还要开两天。从乡里面开始骑马还要两天才能到达那里。在中国地图上就是鸡屁股翘出来的那个地方，许多阿里的当地干部也没有去过，进出实在太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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