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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孝文化能通过节日落地生根成就海外华人文化景观
当我们探讨马来西亚传统的华人以结社组织表现和巩固孝文化的形式，我们所指称的对象，包括已经被禁止合法活动的会党，以及目前尚在合法活动的许多会馆、宗祠、行团，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即是年年通过春祭、秋祭以及冬祭，周而复始的举行集体的祭祀仪式。这样的祭祀仪式主要是在会馆拜祭神灵、先贤、先人灵位组成的集体的神主群；组织若拥有“总坟”，当然就也包括组织大家到义冢去拜祭总坟和祭祀没有子孙拜祭的无主先人。
在没有了二十四节气变化的热带地区，依照中华大地的传统举行清明节春祭、冬至日冬祭，以及中元节又举行秋祭，对节日的执着一成不变，只能说文化是一种集体意识中的遗传。甚至在气候与北半球相反的澳洲，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大陆、港台地区以及越南等地的华人移民，还是坚持根据中国农历的日历，共同在明明是秋天的日子到澳洲墓园清明祭祖，也有在澳洲的春天到墓园办本应落在秋收期间的中元节，从这里便可见文化的遗传是超越时空的。但是，当相对于由节日的祈愿、习俗、仪式等文化元素复合形成的一种生命礼仪现象，节日的真实时空是否确实如同以往，已不再是构成节日存在的重要因素。当它作为一再循环的特定日子，让大家集中在一起表达对自己的先人以及对其他先人的“慎终追远”，如此一来，节日，包括相应于节日而举行的仪式、活动、集会，无疑就是承载与输送孝道文化意识的经络，一再把它灌输到参与者的内心，不断通过仪式、活动、集会，内化成参与者的意识。节日具有周期性的充实人们的感情和凝聚力、重现先辈的地域文化、有利聚合制度化、形成群体对外的边界，提供人生价值参考等节日的功能性特点，9又使到它不可少的孝文化内容，可以一再从节日活动中重现，针对性的对群体的每一代人做提醒与强化的教育。
其实，在这三个节日，人们不仅到会馆或宗祠祭拜先人又或者集体上义冢，同样的，这也是各家各户祭拜祖先和祭拜其他先人的日子，以致一般会馆为了与成员的家祭时间不相矛盾，都会把相关的一些仪式外的活动与正日错开。在马来西亚有8个节日是人们较看重的，它们是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和除夕，这8个节日的特点是华人家庭度节家里必定循例祭祖，也有人特地到供奉祖先牌位的庙堂或宗祠祭祖，尤其是潮州人更把这8个节日通称为“时年八节”，维持逢节祭祖的习俗。人们遇到“时年八节”就习俗性的有着“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心情反应，并把思念推而及之列祖列宗，说明了一宗族为基础社会意识的余韵，根植在人心。进一步看，华人的“节日”，强调亲情，以家庭的归属和对祖先的怀念为主，强调家族的重要性与家庭的温馨，与英文Festival那种让人们感觉向外跑、到公共场所参加同欢共乐的含义不同，也难在英文找到意义之内涵与外延完全相同的译字，正好显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10
从中华民族的“节日”与西方Festival的差异，可以看到孝文化所起的作用，“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里是可以理解的。当宗祠、会馆、义冢作为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人们也参与宗祠、会馆甚至义冢的其他活动，这些空间即使拥有作为孝文化的产物兼传播地点的特征，也犹未能完整地体现出来；可是当节日的出现，人们必须以在为了“慎终追远”而进入仪式时，借着以祭祖或祭拜拟血缘的先人为主要活动，那就是把有关孝文化的历史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在年年的日常生活中藉着活动循环再现。而且，这种“再现”的系统不仅仅在会馆或宗祠，也表现在家庭对“时年八节”的重视，以及整个社会配合着应节气氛，市场上也出现买卖应节食用品及信仰消费的一小段热闹日子。
如此，节日、华人的家庭生活、亲属来往、宗祠、会馆、义冢，构成了一连串由现象组成的、表现出本族群色彩的复合性符号群，在马来西亚形成了属于中华民族的本民族文化景观。而支持这一切民族特征的现象存在的价值观，其实是以孝道文化作为基础去支持与凝聚的族群认同。当它们持续了数百年到今天都以“同时共现”的状态出现，就形成让大家感受到那数百年的扎根与传承不易的壮观，历史无声的支持着这一切现象组合成表述着中华传统海外落地生根的文化景观。
四、孝文化必须落实为全球时代的现代民族品牌
孝文化影响了马来西亚华人等海外华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反过来，当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价值观的孝意识影响了人们思想与抉择的标准后，“孝道”也在人们生活中构成了一种印象，对华人来说，它可以是确保诚信的代号，用现代的市场词汇来说，即是“品牌效应”。
马来西亚在20世纪初完成的最华丽堂皇的宗祠建筑“邱公司”，其中一位主要领导创办的先贤是第一任总务邱四方，其族人以及后人对他发迹的传说是：邱四方在十来岁时本来是在槟城港口通往市区的小运河撑舟载客谋生，母子相依为命，有一次他拾金不昧，等到洋人乘客寻找时，他把钱袋匆匆交给对方便立刻赶回去煮饭给老母亲吃，洋人决定提拔这个孝顺有家教的少年，结果成就了一代洋行买办的基业；邱四方发迹以后，为了照顾亲人和思念报答父母祖先的恩德，又出钱出力推动族人建宗祠祭拜在华祖先，此外还购地建立家族墓园，希望在马子孙年年集会祭祀以他为开基者的在马来西亚的祖先，同时他亦参与捐献当地义冢等福利事业。11从这样的传说的脉络中，可发现叙述者认为邱四方之能成功的最基本标准是由“孝顺”养成的人格，这也是人们对成功者的定位要求。我们如果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不少林林总总的名人传记，例如马来西亚槟城人林博爱在1920年代出版的数大册《南洋名人列传》，在里头许多名人的小传总要加上“事母至孝”之类的字眼，便可以知道这并非个别或偶然的事例，而是这些孤儿寡母的奋斗故事背后隐藏了华人对商业行为的看法，是采取了道德判断作为市场信用标准，这就是《孝经·开宗明义》说的“夫孝，德之本也”，大量诸如此类的叙述，几乎可以说明孝文化已经在海外构入当地华人的集体潜意识，成为大家反思自己和判断别人如何为人处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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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荆楚网 2008-3-28 15:23:1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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