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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者群及研究特色
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指出：“在查阅相关的文学史材料时，我注意到上海一地的新文学家与北京的不同，北京的新文学家大都集中在大学和政府机关中，文学写作是业余的雅事。而上海的新文学家大都在书局和报馆任职，文学写作不仅是他们的职业需要，而且也是他们谋生的必要手段。”⑤当时民间文学、民俗学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工作者大多分布于各书局、报馆，他们往往身兼研究者、编辑家与出版商于一身；而不像北京集中在北京大学、广州集中在中山大学，都是专职的研究者、教授。如茅盾、胡怀琛、郑振铎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赵景深长期在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李小峰更是北新书局的老板等等。
这种分布的缺陷是较难形成在一定时期的学术势力和学术影响；长处是学者与社会接触广泛，尤其是与市场经济结合紧密，能紧跟时代的潮流，随时调整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综观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文学的研究情况，较有特色、在全国较有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民间文学理论研究
在中国最早提出“民间文学”这一学术用语的是研究西方文学史的梅光迪（觐庄）先生，他在1916年3月19日给胡适的信中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 ’（folklore［民间传说］，popularpoetry［大众诗歌］，spoken language［口头语言］）入手，此无待言。”而该信首次公开发表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 1期胡适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中。
最早给“民间文学”以清晰定义的是上海学者、商务印书馆编辑胡愈之。1921年他在《论民间文学》一文中指出：“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民间文学的作品，有两个特质：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不是书本的文学。所以民间文学和普通文学的不同一个是个人创作出来的，一个却是民族全体创作出来的；一个是成文的，一个却是口述的不成文的。”⑥
沈雁冰（茅盾）在《通信》⑦一文中首先提出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两者在性质不同。
1924 年受白话文学运动影响的徐嘉瑞在其《中国文学概论》中，首次把中国文学划分为民间文学和正统文学两部分，并援引汉魏六朝乐府诗集的大量例证，说明在中古时期民间文学比正统文学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胡适颇为欣赏，亲自作序，赞扬这部著作是“一部开先路的书”。⑧
徐蔚南著《民间文学》⑨，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民间文学的理论著作。内容包括：一，民间文学是什么；二，民间文学的守护者；三，民间文学的价值；四，民间文学与文学；五，民间文学的分类；六，中国原始的民间文学；七，中国古代和中古的民间诗歌；八，记忆中的民间文学；九，山歌的戏剧化；十，结论——民间文学的抬头。
黄诏年《民间文艺的分类》⑩一文，提出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的区别。
杨荫深于1930年出版《中国民间文学概说》(11)一书。
王显恩编《中国民间文艺》(12)一书，将民间文学的范围扩大到民间文艺，本书达 320页，共七章：一，民间文艺的抬头；二，民间文艺的意义；三，民间文艺的文学；四，民间文艺的分类；五，民间文艺的价值；六，民间文艺的产生和转变；七，民间文艺的搜集和研究。
从民间文学学术术语的提出，到对民间文学的定义，到民间文学研究著作的问世，我们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这十多年的时间内，上海学者对民间文学理论的研究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而且这也形成了上海的特色，即上海一开始就是从民间文学研究入手的。
（二）神话研究
神话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的上海曾形成一个小高潮。除了上述商务印书馆《小说世界》第16卷第14期出版“中国神话专号”外，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于 1928年出版了《中国神话研究ABC》（二册），胡怀琛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神话》。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茅盾先生，在1929年至1930年先后出版了数本神话研究著作：《神话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中国神话研究ABC》（上下册，世界书局1929年）、《神话杂论》（世界书局1929 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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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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