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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的最终目的在于破解《山海经》。建立在对于古人的知识和思想的“同情的了解”的态度上，刘宗迪认为“昆仑”并非地理意义之山，而为“观象授时”之“明堂”；“十日”亦非十个太阳，而是“十时”；“女娲补天”中的“天”亦非实体之天，而是历法之天；龙亦非自然现象，而为古人缘于制度和习俗的虚构，是一种文化意向与意识形态……刘宗迪将《山海经》中《海外经》与《大荒经》的“地理学误解”与“神话学误解”分开，从而“向人们展现出一个独具神韵的学术视野”：这就是《海外经》与《大荒经》非地理之书，而为天文之书。通过《山海经》与上古历法制度之间渊源关系的揭示，刘的看法力图颠覆《山海经》一书的传统理解。正如刘宗迪自己所说，此说“与关于《山海经》一书的固有成见和流俗之见大相径庭，肯定出乎众人意料，甚至令人难以接受”。然正如作者所说，“证明《海经》地理出于虚无，从根本上瓦解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对《海经》地理学解读和考证的有效性，但这并不排斥对《海经》的地理文化渊源的考索……”作者的着眼点放在了“想象的地理”是如何被理解为“现实的地理”，围绕这一着眼点，作者动用了其民俗学之“家法”与考古学之“证据”，将《山海经》的地理文化渊源如“庖丁解牛”般悉数解出。
清人陈逢衡即言《山海经》“一误于郭氏景纯注务为神奇不测之谈，并有正文所无而妄为添设者；再误于后之阅者不求甚解，伪以为伪，而此书遂废。”《山海经》之“误”与“伪”，地理当其一：“《山海经》之载及秦汉地名亦犹是耳，且又安知秦汉地名之不本于古乎？皇古简策寥寥，吾乌乎从而证之。”[5]陈逢衡所“证”者，为“秦汉地名”“本于古”，而此实即刘宗迪所谓的“地理文化渊源”。
《尧典》、《周髀算经》、《月令》、《管子》、邹衍之书、《吕氏春秋》、《周礼》、《淮南子》等古老典籍中的“明堂”、“月令”、“五行”、“盖天说”、“大九州”等重要观念甚至中国传统宇宙观都与《海外经》、《大荒经》密不可分，因此，《山海经》乃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性著作，其在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价值一直隐而未彰。刘宗迪这样研究《山海经》，恰与《山海经》作为中国古代与现代学术研究共同的起点性问题相吻合，也与《山海经》作为“古史”、“逸史”、“■书”相吻合。或许正是由于古代学术传统的中断使得《山海经》这部曾为古人熟知的“古史”与“■书”在今天才成为有待“发现”之书。
这就有了刘宗迪所阐释的“五行”学说。在众多关于“五行”来历的研究中，刘一反从金、木、水、火、土五种构成要素入手，而注重于“五行”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认为五行系统是一个周流不已、循环往复的动力系统，对一个系统而言，重要的是其结构和功能，而不是其中的某个层面或某些单一的成分，因此，追究五行体系的起源，就是要追究其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的起源。通过对文献的排比爬梳，他认为，邹子“大九州”说正如其阴阳五行说一样，并未失传，而是以匿名的形式保存在后世的杂家著作《淮南子》中。刘著更进一步指出：“诸如大九州说或五行说这样有着深邃悠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并对历史文化造成深远影响的学说，既不能突如其来地涌现，也不可能莫名其妙地消散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既然它曾经深入人心、风靡一时，就肯定会被其后学以口耳相传或辗转抄写的途径传诸后世，并最终以尽管改头换面却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形式被记录下来。”
读罢《失落的天书》，肯定都会有一种惊诧和开朗相融合的感觉。这本书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山海经》。这个“不一样”，作为一个新的问题还会争议下去。我们如何回到中国文化的体验层面，重新打开那个时候的时间和空间的想象与认知，也许是这本书留下的极其有趣儿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1期。
[2] 《四库全书》收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四部丛刊》收郭璞传《山海经十八卷》。
[3] 《■书廿一种》，清汪士权辑，收录书有《汲冢周书》、《吴越春秋》、《拾遗记》、《白虎通
德论》、《博物志》、《竹书纪年》、《中华古今注》、《三坟》、《风俗通义》、《列仙传》等。
[4] 《■册汇函》，明沈士龙、胡震亨辑，收录书有《道德经》、《周髀算经》、《搜神记》、《周易
郑康成注》等。
[5] 陈逢衡：《山海经汇说》，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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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9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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