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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研究中有很多理论的影子，特别是后现代理论……
宇文所安：我成长在1970年代的耶鲁，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在学耶鲁腔了。现在我已经摆脱了那种语言系统，不过大概有些基调还在吧。
顾彬先生说美国汉学家用后现代理论作为武器打击欧洲汉学家，您怎么看？
宇文所安：是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顾彬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很博学，很聪明。很多欧洲学者是非常狭隘的，他们只研究一个很小很小的题目，不管大背景，但顾彬是个少见的反例，他的知识面非常广。他这话可能针对的是那些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美国学者，有时候他们的确比较怪。理论不是一个让你摇着小旗子显摆“看我多聪明”的工具，而是帮助你在学习研究中得到新的启发，你得把这些想法完全消化，然后让它成为你思考的一部分。
听说国内已经有好几部专门研究您的学术的论文了。
宇文所安：是的，我也听说了，真是感觉有些奇怪。当然现在学生很多，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写的题目，不过很少有真正研究西方文学的论文。而中国学生对西方汉学的着迷似乎是中国人对自身着迷的一种投射。现在西方汉学的出版物很多，大学里有西方汉学的课程，学生写西方汉学的论文，但很少有人关心欧洲文学，或者美国当代文学。我希望能在中国学生身上看到一种视野更宽阔的好奇感，在不放弃本国文化的立场上对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感兴趣。
那么除了视野不够宽之外，您在接触中国学生时还看到了些什么问题？
宇文所安：二元的思维方式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习惯用一种二元视角去看问题，比如所谓东方与西方的对比。事实上，作为一种整体的“西方”是不存在的，“东方”亦如是。如果只有两种元素对比，它们会互相关联、互相指涉，很难体现出多样性。所以，当我给学生上课时，从来不会允许他们只比较两种东西，至少需要同时比较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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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09-3-8 2:23:3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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