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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的少数民族作家，无论是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或是用汉文进行创作，都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藏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其作家文学，产生于公元 7世纪左右。松赞冈布时代，曾派遣大臣吞米桑布扎到克什米尔一带留学，学习梵文和西域各国文字，并进行比较，创造了一种有30个字母的拼音文字。藏文的创制,对藏族作家文学的产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敦煌文献《赞普传略》，是8、9世纪的作品，已具有相当文采。从11世纪初，藏族著名宗教领袖、诗人米拉日巴写作《道歌》算起，藏族作家文学已有将近千年的历史，其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如贡嘎坚赞的哲理诗《萨迦格言》、桑吉坚赞的传记文学《米拉日巴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仓央嘉措情歌》、才仁旺阶的长篇小说《旋努达美》等，都是藏族作家文学的瑰宝。藏文的产生，也给文学翻译带来繁荣，汉族文学作品和印度佛经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对藏族作家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民间文学也借助文字被记录、保存下来，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藏族地区就有各种抄本和刻本广泛流传。
回纥（回鹘）是活跃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最初使用突厥文字。回纥人西迁以后，由原信摩尼教改信佛教，同时废弃古突厥文，逐渐采用粟特字，并创造了古回鹘文。著名的《九姓回鹘可□碑》就是用古回鹘文、汉文和突厥文三种文字刻成。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阿拉伯文字取代了古回鹘文。公元10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维吾尔族文学得到飞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巨著《突厥语辞典》、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并称为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三大名著。14世纪至15世纪，维吾尔族诗坛上出现了鲁提菲等一系列著名诗人，特别是纳瓦依的创作不仅对15世纪维吾尔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整个西亚和中亚文学，也是一座高大的丰碑。18世纪以后，尼扎里的《爱情长诗集》，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休养生息在中国北方草原。13世纪起使用畏吾儿字母拼写蒙古语，同时使用汉字。忽必烈继位后，命□嘛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是根据藏文加以变化创造的。元亡后不再使用。14世纪初，创造了今天仍在使用的蒙古文字。随着统一语言和文字的产生，蒙古族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大量的作家和作品产生。《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大约成书于13世纪40年代，现只有汉文音译的各种版本在国内外流传。原文可能使用畏吾儿蒙文，已湮没。这一著作对后世蒙古族历史、语言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罗卜桑丹金的《黄金史》、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以及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都曾受到它的滋养。19世纪，蒙古族古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尹湛纳希，除《青史演义》外，他还用蒙文创作了《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和大量诗歌。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和为此书所作的评点，在“红学”研究中独树一帜。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许多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使用本民族文字，反映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特色。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古代作家,接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使用汉文进行创作，同样创造出辉煌的成绩。在各民族长期的友好交往，相互贸易、通婚以至民族之间的战争等，都造成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种影响尤为明显。自元代以后，各少数民族中用汉文从事创作,并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就屡见于中国文学史。如元代诗人耶律楚材（契丹）、萨都□（回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李直夫(女真族)；明代文学批评家李贽(回族)；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满族），小说家蒲松龄（回族，一说蒙古族）、曹雪芹（满族）等。白族、纳西族和壮族中也有不少用汉文创作的优秀作家。这部分作家、诗人虽用汉文创作，但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是不能低估的。他们同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家一起，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
中国现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发展起来。无论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还是用汉文创作，都充满了反帝爱国的激情。维吾尔族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诗人，在新疆“三区”革命时期所写的诗篇，以极大的热情，鼓舞着各民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统治的勇气。有些作家则直接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如苗族作家陈靖、壮族作家陆地、侗族作家苗延秀等。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作家如老舍（满族）、包尔汉（维吾尔族）、沈从文（苗族）、端木蕻良（满族）等，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愿望。特别是老舍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人才的培养。凡中央举办的文学讲习班中,都注意吸收少数民族作家参加;各省、市、自治区也为培养少数民族作家采取积极措施。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成长起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如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阿·敖德斯尔、朝克图纳仁，□族的李乔，壮族的韦其麟，白族的杨苏、晓雪，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库尔班阿里，朝鲜族的李旭、金哲，赫哲族的乌·白辛，藏族的饶阶巴桑、伊丹才让,土家族的汪承栋等,他们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创作及其作品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给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带来深重灾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文学艺术战线的拨乱反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重又获得了新的生机。198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紧接着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1981、1985年两次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发奖大会，这些极大地调动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积极性，在短短的时间里一批少数民族文学新秀成长起来。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除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外，1981至1983年，连续三年获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奖。回族青年作家张承志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也连连获全国奖。过去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都以民间口头创作为主。今天，这种状况正在迅速改变。越来越多的民族不仅有了自己的作家和作品，有些民族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壮族、藏族等民族，都有一批作家活跃在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创作领域。他们出身于少数民族，熟悉本民族生活，懂得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生活特色又和时代精神息息相关。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首先来自各民族的民间创作，民间文学是各民族文学的源头。无论是蒙古族的《蒙古秘史》，藏族《仓央嘉措情歌》、《萨迦格言》,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突厥语辞典》，还是白族的《山花碑》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曾吸收了本民族民间文学的滋养。除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之外，各民族作家还注意吸收汉族以及国外一些民族文学的优秀部分，融会贯通，创作和发展本民族文学。如汉族文学、阿拉伯－波斯文学、印度佛教文学都曾对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傣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民族文学传统和外民族文学传统的相互吸收，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的普遍现象。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起步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是极其丰富的。历代文人对其中的个别篇章不仅作过整理记录,而且作过深入的研究。如对《盘古神话》、《敕勒歌》等的研究。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著作，如傣族古巴勐的《论傣族诗歌》，藏族学者对《诗镜》所作的许多诠释等。但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全面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1958年 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确定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到60年代初，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就已编写出版了《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藏族文学史》、《广西壮族文学》等。在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任务带动下，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这一研究工作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不得不停顿下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真正起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冬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议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第一次规模盛大的聚会，它对全面开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研究起了动员和组织作用。这次会议后，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编辑出版了高等院校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马学良主编），这是全国第一部包括55个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选集。翌年 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这个学会是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在全国发展会员并定期召开学术年会和专题学术讨论会，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贡献了力量。为了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1980年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它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机构。该所下设理论研究室、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各民族文学研究室、藏族及青藏地区各民族文学研究室、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学研究室、南方地区各民族文学研究室和《格萨尔》研究室，出版专门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新疆、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还专门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这样，就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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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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