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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世界的充实
从骥村妇女对合作化以后集体劳动与生活的回忆和叙述中，我们不难体味到浓重的苦涩：食物的经常性短缺，日用品的极度匮乏，身体的疲劳和病痛，没人照看的孩子的可怜，因事故而失去亲人的悲哀，在“箍定”的统一管理中的不自由，等等等等。她们在讲述中常常出现的哽咽流泪也构成这种苦难表达的一部分。在对骥村女性的访谈中，她们对苦难的诉说是我们不难预料的，但讲述中不时出现的振奋和娱悦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由于访谈采用的是“拉家常”的方式，除了访问者必要的提问引导外，主要是讲述者按其兴之所至进行叙述。整个“拉话”的过程中除了上述对苦难的回忆引致的哭泣流泪外，也不时有同样发自内心的笑语欢声。这种情绪主要出现在对集体劳动和活动的氛围进行回忆和讲述的时候。
那阵饿肚子还欣欣欢欢，一天出去就唱歌，还红火（方言：热闹）着呢。饿是饿了，饿了，人多，那依旧还红火着呢。娃娃在家还没人照，还红火着了，那天天就那么个了。唱歌乱谈，嘻嘻哈哈介，你说我了，我说你了，还说了笑了。（问：那阵都说些甚呀？）那阵还说甚了，你家里吃了甚啊，喝了甚呀，家里做些甚啊，就拉那些。那阵打坝哦，前沟打坝，打硪（将土夯实的石头工具），打上硪唱的哇哇介。唱啊，“把你那个硪呀升起来”，嗵打一下，“再往高里升一下”，嗵又打一下。唱得哇哇介，婆姨也唱了，男人也唱。（yjg2002GXZ）
那一起劳动可红火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迩个还常笑呢。早起吃了，晌午还不晓得回去吃甚了，还不急，说“咱晌午回去吃甚了？”“吃甚了，回去有甚吃甚了，有瓜吃瓜，有菜吃菜，剩了甚吃甚”，还可高兴了嘛。没给你说，一天价年轻娃娃还唱歌乱谈，我们这年岁大点的，还说了笑了。这农业社烂（解散）了，不上地了，这分开还氉气（烦恼的意思）了，基建也不去了，社也烂了，就谁也见不上谁了，前沟后沟见一回还稀稀罕罕。不做集体化了，咱谁也见不上谁了。那集体化那阵，前沟后沟到一搭里，说了笑了，那还红火得恶了。一分开了，各顾各的，那红火甚了，谁也顾不得跟谁红火去了。（yjg2002LHZ）
集体生产劳动中发生的一些有趣逗乐的事情至今还能被婆姨们回忆和讲述：那阵后晌婆姨们能早收工半小时、一小时的，回家做饭。前沟里有个五娃娘的，那个女人身量又大（身材高大），长的又丑，还常用手巾在头上弄个结（通常为当地男性装束）。后晌做起饭，女人都早些放了，人家驻队的（指公社干部）就说啊，“那个男人不栓正（正派），婆姨女子一停当，他也就走了，婆姨女子一回去啊，他也跟上走了”。你看可失笑吧（笑）。（yjg2002LHR）
从婆姨们的叙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她们在那些艰苦年代中的精神世界：与身体的疲惫、病痛相比较而存在的精神振奋和欢娱；与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相对的精神生活的充实。
那阵婆姨比男人还熬（累）了，男人窜到地里做就对了，婆姨这鞋了、这衣裳了，不纺上点线，不织上点布，就穿不上嘛。那阵那布证（布票）缺得要命，那一丈几尺介布证，根本不得够。那阵给了布证也扯不起，又把那布证卖了，一尺布证二毛钱。咱没钱扯，卖给人家有钱的，人家问（娶）媳妇子的，人家有买得去了。（问：那阵家里什么东西是必须用钱买的？）火柴啊，油啊，盐啊。那阵醋、酱油还不买，醋、酱自己做了。就穷的那样还可红火了。（yjg2002GXZ）
骥村自合作化以后在上级的倡导鼓动下也和全国许多村庄一样，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集体形式的试验，办过大食堂，吃过“大灶饭”；办过幼儿园、缝纫组，试图将社员个人和家庭生活提升到集体的层次；作为集体企业的最早尝试，骥村还办过纸坊，生产糊窑洞窗户用的麻纸。据一位老村干部所言：“弄这弄那，这村里什么都试办过，那可是对这共产党、对这集体心里爱得恶了嘛。都成立来了，都试办来了。长是都没长了，时光都不长长，办不下去了”。（yjg2002MRJ[男性]）
作为经常性的集体活动还有教婆姨们识字，组织教歌唱歌和检查各户卫生情况：
我一满记得1958年那一年啊，那就叫唱那个“五八年”了嘛。我一满笨的一个字也不识的，靠脑子里记，我就连那个“五八年”歌还唱不下来，连一段段也没会唱下来。你说家里有娃娃了心里乱七八糟介，哪还（有心思）学歌了？人家有识字的，基建上做着，歇下了，歇下这一阵阵就给你教了嘛。我一满不会，听的人家教了听不里去嘛，就头一句，就一满会那一句“五八年”，后头就不会了。那人家会唱的还可红火了，我不会那还可急躁的过于着了。（yjg2002GYL）
那阵吃的也不好，还要讲卫生了，我迩个还记起，伏头赖娃家的驴把（粪拉）到这儿了，人家说，“一进门，三不净”，县上的来查卫生了。不干净的说你“一进门三不净”，给你门上写那几个字；干净的给你写个“平常”，说你家平常干净。那阵红火的恶了，哈哈大笑，打坝去了，打硪（夯地）的时候还唱呢，呼喊着了嘛，可好看了还。（唱）“大家加上个劲儿呀，呼儿咳呀”，可好听了，可红火了。（yjg2002ZGL）
还给我们还教识字来了，就这学生们教了，给你家里瓮上贴一张，风匣（风箱）上贴一张，有字的纸纸，你就认这个字。（问：都学会了吗？）那还顾上了？就要务义（照看）娃娃，就要做针线，你说那还能记下了？不顶事嘛。（yjg2002ZGL）
人家来了教这个识字班的，先生们给教来了。人家没娃娃的、年青的能教里去。我们这一满心乱的，这面给你教，那面就忘的甚也解不下了。哈哈哈……，这还想着家里回去吃也吃不上，喝也喝不上，这阵还教字呢，娃娃在家不晓得嚎（哭）成个甚呢，还顾得教字了？这年轻的人家唱了，教字了，我们荷（带）上点针线，人家还不许做。说“不要做，给你们教字着，你们做甚了？”（笑）不敢做啊，就心里盘算了，盘算着这个鞋帮子啊，这个鞋垫垫啊。（yjg2002LHZ）
教歌、识字、检查卫生，都是将妇女组织起来的集体化治理措施，对婆姨们来说，教和学的内容可能当时就没有掌握，或者过后也不再记得，但是这种活动形式本身却可以为她们带来新鲜感，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生活的全新的体验，而这种新鲜感受亦是精神世界的充实感和娱悦的来源。
亲身经历了集体化过程的婆姨们的叙述使我们不难得知，从家庭劳动者到集体劳动者，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婆姨女子们承担的劳动量更大，付出的辛苦更多，感受的苦难也更深重；而与此同时，她们的精神生活却前所未有地充实和丰富，甚至不无振奋和娱悦。对于这种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对比我们不难想到涂尔干关于宗教的社会性的论述：宗教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宗教和仪式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在此意义上时间和空间也都起源于社会，具有集体的性质。在宗教仪典中，每个心灵都被卷进了同样的旋涡，个体灵魂再次融入到它的生命源泉之中（涂尔干，1999，5-13）。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劳作虽然并不是宗教活动，但常常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运作的，与政治仪式多相通之处，更可理解为仪式化的“运动经济”（郭于华，2000，338-381）。由此我们不难解释在这种政治的、集体的、仪式化的活动中个体所能感受到的精神的兴奋与共鸣。正如涂尔干所概括的“表现仪式与集体娱乐如此密切，以致于人们在从仪式过渡到娱乐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丝毫隔膜之感。”而“倘若宗教没有给思想与活动的自由结合留有余地，没有给玩耍、艺术及所有能够使精神得到放松的娱乐留有余地，宗教也就不能成其为宗教了”（涂尔干，1999，496-503）。这种被涂尔干表述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仪式是集体认同和娱悦的来源，也是集体记忆产生、保持和不断更新的重要机制。
“集体欢腾”的概念可以对上述问题提供部分的解释，但它毕竟是一种对人类精神活动共性的一般概括，相对笼统和简单。在访谈中不时困扰我们的问题依然需要回答：在极为艰难的生存状态下，“红火”、“高兴”从何而来？在当前的讲述中，是时光的作用渐渐冲淡了记忆中的苦味？还是村民们对当今社会不公正的感受和今昔对比改变甚或美化了对苦难经历的记忆？亦或农民固有的安时处顺、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惯习在起作用？骥村的婆姨们在集体化的实践过程中所感受和记忆的内容当有更为复杂和微妙的缘由及其日常生活的逻辑，对此我们还需从她们自身的讲述中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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